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歧视，今天我们随便能想到的就是种族、性别、地域的歧视，健康人对非正常人的歧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等等。社会学研究对行业中存在的歧视问题有不同回答，其中有种占据相当比例的意见认为，实际上不存在歧视，因为歧视本身预设了“正确的看法”，但往往很难证明什么是“正确”的看法。当然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学的东西唯一得到点的地方是对“歧视”概念的分析。通常，歧视是伴随着反向歧视的，只是从用法上说，首先歧视他者的群体被看作优势方，至少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方，那么接下来就是弱势一方的反击了。很多时候人们把前者叫“歧视”，后者叫“敌视”，但就其对抗性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直观些，就让我们以地域歧视为例。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在这二十年来面对的最大的歧视对抗就是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随后而来的反歧视——甚至当我说“外地人”这个词时就已陷入了困境。尽管“外地人”相比古希腊人所谓的barbaros甚至metoikos，汉语的“蛮夷”等等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中性了，但它仍然毫无悬念的成为地域歧视的第一个词。很多外地人为什么对“外地人”听着不舒服，可以有历史原因（“外地人”是“乡下人”的变种，正如“农民工兄弟”是“民工”的变种一样），也可以有单纯分类上的原因（凭什么把所有地方的人都归为和“上海人”相对的另一个集合？这种分法本身就反映了blablabla…）。但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如果允许将“外地人”定义为“非上海的中国人”，那么仅从集合的角度来看，在上海问题上划分“上海人”与“外地人”还是合理的。毫无疑问，只要生活在上海一段时间，不论是谁都会熟悉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歧视理由和攻击模式了，所以我不会专门具体分析吵架双方的套路。这篇文章关心的东西，实际上是和之前的《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样，讲清楚发生在对抗背后的东西，以及如何对抗这种“对抗”。

当我们把歧视问题放在更大“群体间的对抗现象”背景下，就会看到，从意识形态上讲，上级下级、老师学生、警察小偷、白人黑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具体到我们的题目，可以讲“歧视”和“正视”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视”出来的内容本身，而在于“视”背后的意识形态。概括地说，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对上海人都有着共同的评价和攻击点：比如精明算计、缺乏胆气、狗眼看人、井底之蛙……这难道不说明作为群体的上海人客观上的确是有那么多问题吗？相反，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攻击往往无的放矢，其实明明是来自民风完全不同的地方，做的事情却全被归结为“外地人的素质果然就是这么差”，这种完全随意的主观评价难道不令人恼火吗？但更令外地人更加恼火的地方在于，上海人面对批评的时候往往缺乏有力的反击甚至不反击，但会来一句：“巴子/乡下人”，语气和眼神中透露的东西近乎于美国白人面对非洲黑人的高傲态度，就凭这种“你也配和我争”的态度，在心态上已经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了。简言之，上海的地域歧视问题就是“你丫拽个屁啊”和“侬则乡巴子也敢帮我老卵啊”之间的斗争，即便在斗争不爆发的时候也有无数潜伏的导火索可以引向这种表达方式。

虽然，从事实本身来看，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评价大多是客观的，上海人的鄙视更多是主观的，但由此而来的结论却并不简单。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对一个民族的负面评价和我们亲历该民族生活中的感受，即便表述出来都一样，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同样，生活在北京的人听说上海人如何，与他真的来上海以后的感受也会很不一样。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亲身经历吗？当然是，但绝非一句话就可以了。没有亲历的事实本身是真正“中立的”，就算它来自于某个心怀偏见的人；亲历的事实本身不可能是“中立的”，就算本着科学研究的态度。采用这种极端的说法无非要说明两点：第一，事实描述本身的“客观性”和描述者采取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而我关心的也完全不是什么事实客观性问题；第二，让事实的中立性发生偏转，因而丧失掉天真朴素的客观性的原因在于主体经历中蕴含的创伤性因素。

亲身感受到上海人的某种恶劣品质，在交往中产生评价和攻击的过程，就是在对创伤性经验符号化。外地人尽管可以理性地解释为什么上海人在完全无理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有这么高傲的姿态（从地域文化、历史经验等等），但他们依然会无法忍受这点，在表示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依然发牢骚、抱怨、攻击就是在表明“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的态度。从符号认同的角度当然可以把这点归结为需要却始终得不到一种认同感而产生的歇斯底里表征，但这么说依然太抽象，而且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外地人的抱怨也许并非就真的因为他需要上海本地人群的认同，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事实，上海人早就不得不认同外地流动人口作为上海人的组成部分了。如果非要说“在某些时候有某些人还是让他产生了不被认同的感觉”，那实际上这和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已经是两回事了。既然说这种情况的确在意识上属于歇斯底里性质，那么这就不是缺乏什么外部认同的问题了，毋宁说，时不时会抱怨和攻击的行为是在针对自己身体里的某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创伤性经验的结果。这个创伤性内核要求不断被克服：被符号化、被表述成某种东西、被解释掉、被治愈。但创伤的性质就在于它永远要求符号化却永远无法彻底被符号化：它总是比已经说出的东西更多些。“你向我要求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做”并不是一个基于理智的问题，因为理智的问题被解决就不存在了，这种发问指向的是永远要求给出答案却总是一再无法讲完的东西（他为什么不爱我了？他怎么会突然就这样死了？如此等等）。一系列话语围绕着这个内核组织起来，试图克服掉它，但它永远无法被消解。创伤总是在某时某刻冲出符号化，再通过某种符号形式表露出来，比如一句本身似乎不蕴涵什么特殊意义的话会突然间让他感到受刺激。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歧视来自于这个一个终极困惑：我到底被要求给出什么（才能不受歧视）？尽管他可能已经有房子有车子有老婆孩子——全都是made in Shanghai——他依然不被他人（甚至自己）承认为上海人。这个创伤性遭遇的内核始终在困扰着他、激动着他。

上海人遇到的情况则是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流动人口的进入使习惯于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代上海人突然间遭遇了他者入侵，外地民工从穿着到言语行为都让很多上海人觉得“恶心”。“恶心”本身就包含着比恶心更多的东西——它是创伤性的。从对外来者的创伤性经验出发，接下来的整个历史经验都完全围绕着这个内核组织起来：为什么上海人把所有外地人都叫“乡下人”；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上海人做了就是“正常的”，外地人做了就是“果然不出所料地令人恶心”；为什么外地人就是没有素质没有档次的，即便表现出高素质也总不知怎么地不令上海人感到自然……这种随意论断别人、以想象方式将别人归类的做法，和美国人、欧洲人脸谱化全世界完全是一种方式、一个道理。

用拉康的三元结构来看，似乎对抗双方都是从符号层面进行攻击和反击，但实际上这种被创伤能量激起又试图压制它的做法，是以想象层面为基础的。我在一次讲座中区分过虚假的行动和真正的行动，如果按照真实界(R)、符号界(S)、想象界(I)的对应情况来看，那么两种典型的虚假反抗都不是真正意义上改变符号秩序和符号认同的做法：暴力行为是直接向真实界反击的做法，而意淫行为则是在想象界克服创伤的努力。当时我举的意淫例子包括大部分爱国主义行为、游行示威、讽世檄文、外交言辞等等，现在看来还应该包括歧视现象。创伤性遭遇引起了对抗，展现了符号界S（在此就是社会秩序）的一个空洞和断裂，S的断裂处表现为理解的不可能与冲突的必然，背后则是真实界R的显露。对R的克服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通过弥合S的裂缝实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伤性的R一旦出现就无法消失），所以只能二选一，也即重构秩序S，或者在主体自身内克服。但重构S代价太大，因为它意味着直接重新定义或消灭对抗双方（就像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以后自身也不再是无产阶级）——这个几乎是革命性的。所以唯一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主体自己来完成这道题目。但主体感到困难的地方在于，他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改变S，因为只要存在两种群体，那么创伤性的R总是透过裂缝显现。对外地人来说，无论对方承认自己到什么地步，自己总还有没有被认同（即符号化）的部分，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他觉得自己并未在认同方面前进一步；对上海人来说，就算人家上海话也讲得很好了，但总觉得哪里还是不对，甚至反而觉得对方更加不应该被看作上海人。

在《班主任》一文里我已经说过，对抗事实的叙述中不存在中立，中立意见本身也毫无意义。尽管在对抗双方的描述中谈论某种“客观的”事实，但真正说来，它包含了比客观性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中立客观的只能是无创伤性的事实，一旦涉及到对抗的真实界内核，无论如何都没有朴素的客观性可言：我们只能站在某一方立场去描述事实，但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必定说出了比事实更多的东西，必定带入了那个创伤性的、无法言说的X，正是由于这个X才构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客观”：X是我们创伤性的“原因”，它使得我们必须要说出点什么才受得了，而我们通过说出来的，揭示了那个永远无法说的X，因而最终“客观”地说出了全部真相。不论真相是什么，至少都说明了一点：对抗性也许可以被“消灭”，但绝不能被“消解”，只要双方依然存在，那么创伤性和对抗性就必然以某种方式表现。不耐烦这种对抗性的纠缠可以表现为在某些刺激下跳起来攻击，也可以表现为和解的努力（如“农民工兄弟”、“外地朋友”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称呼），但这些方式都是在通过想象界I去消解创伤内核——幻想自己行为的意义、对方会如何反应而感到安慰，因而是地地道道的意淫姿态——毫无疑问这是徒劳的。

那么创伤的内核、这个病因，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的改变RSI三元结构呢？毫无疑问革命肯定是一种方法，因为它是对RSI作全面改变的行动。但这个代价太大了，除非上海人全死光。另一种能改变RSI的方法是性冷淡。我曾经举过圣雄甘地的例子，将之作为性冷淡的代表，国家受强奸的情况也可以对应个人受强奸的案例，在那里性冷淡也依然是伤害最小化的办法。当然这种讲法简化与忽略掉很多实际情况，而且其中的原因这里也没有解释，但作为一个原则来说，这是将真实界的快感冲击减到最小的方法（参见尾注）。一种快感只有经过I的中介才能体验为愉悦，否则就直接是来自R的不可忍受的、直接的创伤性经验，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实际都是与快感创伤性的遭遇，I只是让主体变得可以忍受它，而并没有消除它（这也是为什么意淫式报复总是最普遍最经济的方法）——通过想象的中介只能让伤害的情形不断推迟但无法消除。传统精神分析对创伤性症状的一种治疗建议是完全接受这种内核的不可消除性，完全承认自己受到冲击并且不对任何后继欲望作妥协：不是尽可能设法忍受快感，而是整个屈服于快感，使之吞没享受它的欲望。换言之，性冷淡姿态反对任何一种反抗或享受，因为在冷淡态度之外的方式都是创伤性的、暴露真实界的行为；唯一能够避免伤害的只有完全接受快感本身，并且不将之体验为任何一种超出快感的东西，中立化以尽可能避免创伤经验内化成为主体的构成性部分。

性冷淡姿态绝不能误解为逆来顺受，正如甘地的意思绝不是被动挨打。毋宁说，相比暴力和意淫两种虚假行动，性冷淡姿态是真正具有主动意义的行动，它把如果面对自己行为中快感因素的问题返回给了侵略者。这种行动将快感的凝视反射给了对方，迫使对方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反过来承受自己行为中的快感带来的伤害，要么取消行为本身。难道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正是的情况吗？当一群人取笑某个人的时候，不论他做出什么回应，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还会继续取笑，但假如他完全不作出任何反应，大家也会觉得自讨没趣了。地域歧视的无休止正是来自于双方都无法忍受创伤性遭遇的快感，总是想方设法忍受它、摆脱它、释放情绪，一个人如果对这个问题采取冷淡姿态的话，那么他是不会随随便便把经验都课题化，上升到地域性问题的，即便真的涉及到强烈的地域歧视时也如此。进一步说，对抗性意识往往会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但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并不首先意味着揭露事实真相，而是意味着行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事件本身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个不可忽略的断裂，事实并不导致认识，所以人们在研究精神状态、作精神治疗的的时候有可能专注于主体的表述本身而不用考虑事实真相如何。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但人们平时往往不在意自己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会被寻找真相的诱惑迷住。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把某种态度看作歧视时有没有做到足够客观足够公正，问题在于当它的的确确真的是歧视时，我们才恰恰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在说出真相时拼命掩盖的东西：一切对抗的源头其实就是那个永远比客观真相更多的无法言说的X，即我们自身中的、代表真实界的创伤性内核。如果穿越幻想的治疗是可能的，那么对抗“对抗性”的可能办法就是性冷淡姿态。

尾注：我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定义“快感”概念，因为这不是三两句话的事（我另一篇讲稿《快感的原因》里有定义），但简单说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态度就被外地人看作快感的原因，他们深受这种快感入侵的伤害；而上海人对于外地来沪人员的原始经验也包含着难以忍受的快感遭遇，这种侵略性的快感体验（穿着脏乱、随意冲撞、不守规矩）让他们从今以后对外地人有一种创伤性的原始偏见。快感原因本身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总比可说的东西多一些，我们能知道它，是因为从经验当中回溯性的发现并设定了它——那个超越一切的、代表真实界的“客体-原因”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