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精神现象学》中是接近结尾的篇章，也是通向绝对知识的最后一环。如果撇开黑格尔不谈，可以认为“绝对知识”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如果说康德的道德律不可能是因为对人的行为提前考量的结果，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主要由于遇设过强模型过简，那么黑格尔的精神之旅在它“把事物作为本质或内在的东西，作为自我来认识”之前就已经不可能了。换句话说，假如绝对宗教无法实现，精神就无法完成最终从对象化状态的回归。马克思在把“人”与“精神”的代换作为其理论的重要基础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共产主义对于自然界的预计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过时很多了，但更关键的基本错误是对“人”本质的存在论失察。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有效的，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黑格尔。不论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发生何种变化，人们存在于世结构和此在的生存论基础不会轻易变化。认识和实践所具有的根本的有限性使人达不到高级阶段的自我统一性。精神在宗教阶段，尤其是天启宗教阶段的“自觉的自我意识形态”是很成问题的。
不过上述看法并未真正领会到黑格尔思想的精深之处。其实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甚至包括马克思），作为大哲学家来说，论述的产物完全不用被拿去检验一下是否在实践上合格。因为“实践”本身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个问题。更何况，他们的洞见都揭示了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由于历史的有限进行尚未充分地展现自身（也许这种展现永远不会是充分的，因此从所谓的“现实”去把握和评价恰恰可能是“不现实”的）。
黑格尔的宗教观念正是一种深刻的“不现实”和“不可能”。在宗教之前的精神诸形态中（真实的，自身异化的，自身确信的）都是精神自身意识的构分，但这些形态都无法在和自己对立的世界中认识自己。宗教中的精神“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精神”，所以“神”的表象所彰显出的意义非同寻常。黑格尔明确提出“神只是在玄思知识里”才存在。它“又是玄思知识本身，是精神；而这种玄思知识就是天启宗教的知识”。神是精神在现象学运动中这一时刻所达到的自我意识的表象。在这个时刻，存在和思维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自我意识”。耶稣的出现就是精神绝对本质的启示，宣告其“已经存在”于当下。神的宣告表明了其自身就是精神，基督的传道表明了“人—精神”知道这个对象是精神，但并不知道作为精神存在的人本身就是精神。按照黑格尔，这种对自我意识的意识要在最后阶段完成，成为绝对知识。
天启宗教的对象，也即神，最初只是纯粹思维的实体，是抽象的实体和本质。从本质环节进入自为存在环节以后，开始了神奇的创世活动。换句话说，精神在绝对宗教层面上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哲学上叫做“本质”，“自为存在”和“认识自身”。宗教上就是“创世前”，“世界（从创世到圣子二度降临之前）”和“千禧年”。事实上，从本质到外在化的过程是自我分裂的精神从简单抽象的“一”向直接定在的“多”的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揭示了黑格尔“精神”概念的核心内涵。单纯的实体通过向众多他者显现为自己从简单的某一个他者向特殊的最高存在过渡奠定了基础，也使得“神”的概念得以丰富。
不过这种丰富性本身必须超越对立状态进入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是“神—精神”的，它通过绝对宗教的千禧年阶段达到了对自己的本质认识。“生死”与“善恶”在此被充分认识，精神意识到每一个对立状态都是自身，每一个对立状态的意识也从它的敌人那里认识到了自己（认出自身），所以黑格尔说：“那最初先出现的表象的要素在这里就被设定为扬弃了的东西，换言之，被设定为返回到自我，返回到概念了；那在表象看来只是存在着的东西，现在转变成主体了。”这种深层次上的“认出”与“和解”让所有的“抽象与无生命的”实体（其实始终就只有一个实体）消亡了，成为一个自身统一的现实的普遍的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虽然离最后绝对的自我意识还差了些（现阶段还是“简单”的，“直接”的）。不过基本已经世界大同了。精神不仅把自己表象为“神”，还让人类（宗教社团）意识到“神”即精神，由于人类即是精神的外化，因此精神实际上达到了自我认识。最后所剩余的分裂状态仅仅在于人类还不知道对“神—精神”的认识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意识。
黑格尔在最后神话般的绝对知识和现下的基督教时代之间架构了绝对宗教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之前的根本超越就在于人类宗教与历史命运在千禧年阶段形成彼此间的认识，让宗教对象的反思等同于历史主体的自我认识。历史中的一切问题在作为神的精神内部过消，人类通过对神的阅读完成对自身的阅读，“神学”就是最后的科学（当然不是指绝对知识阶段）。这个论断合乎逻辑地达到了取消表象的终极时期。在绝对知识完成时，由于自我意识绝对地实现自身，神圣性就不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对象了。“神”和“人类”都不再有绝对性，有绝对性的只有精神自身，人可以绝对地认识一切存在，认识“认识”本身。现实的历史完全与精神合一，之前的精神诸形态和之后的和谐完美时期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
绝对宗教时期的特殊性似乎是：在它之前的阶段和它之后的阶段都是合理的，前者是历史实证的结果的一个哲学解读，后者是绝对宗教下意识的必然发展。但倘若发现绝对宗教的千禧年意味和诸多历史哲学的千禧年模型有相同特点，我们不得不注意绝对宗教的可能性问题。其实黑格尔在提到苦恼意识由于其痛苦而想到的“上帝死了”时，根本上是想让这种痛苦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进入自我意识的更高阶段的动力，让彼岸的内容变成实体的内容（精神的内容）。也就是说，苦恼意识是动力和逻辑前提，是从艺术宗教向天启宗教的过渡，也是黑格尔时代的一种普遍宗教情绪。但黑格尔的论证本身并未将苦恼意识放在天启宗教的阶段中。原则上圣子降临之后的阶段是以得救与和解结束的，但由于历史的前行，对19世纪的人来说，“神—精神”非但没有“作为一个自我意识亦即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存在在那里了”，没有永远地“完成了感性存在的运动”，反而逆转了道成肉身的意义。实质上重新回到了抽象的神、实体、本质那里。苦恼意识进而在新的意义上成为时代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在现象学里是无解的。黑格尔的“上帝之死”终于在尼采那里获得了其真正的，没有和时代错位的表述。虚无主义如果说根源于黑格尔意义上的苦恼意识，那么正是因为这种“真正的价值”的丧失自希腊化时期以后二度发生，使得复发的病不再能够被顺利地克服，现象学和宗教史因而在圣灵的王国来到之前就和历史分道扬镳了。
但黑格尔的错位并未减弱其深刻性。和费尔巴哈、马克思不同，黑格尔并未从主体立场看待宗教现象。如果从人的角度理解宗教的话，那么无论是心理投射还是异化产物都是容易的断言。但这种断言的结果必然是让宗教消失，当作一种虚假意识形态和不合时宜的存在清理掉。意识形态批判并不问及宗教的形而上学性质或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关联，因为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要清算的一路货色。不过，形而上学维度的消解不仅无助于意识形态批判，反而会恶化虚无主义。在黑格尔看来，现象学将世界作为精神的产物，将精神看作意识经验的形态，将彼岸综合进辩证过程中，不但不是取消形而上学，反而是从绝对的意义上避免了主体主义必然将世界割裂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立场，给“人—精神”得以完整认识自身奠定基础。这种基础必须是根植于形而上学，取法于精神本身的，一切辩证运动的根源和本质在于精神固有的性质。

 

在精神现象学的景象里，科耶夫读出了历史的终结，用他非辩证的二元论得到了悲观的理性主义同质化黑夜降临的结论，照莎蒂亚·德鲁里的说法，整个后现代历史和政治观就是被这个卖肥皂的混混搞出来的。不管科耶夫的结论多离谱，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历史的终点是什么样的？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个问题预设了历史有终结，所以前提本身还缺乏论证。历史哲学和物理学都始终关注终极状态的问题，如果那时人类还有幸参加的话，人类的意识会是什么样也是个问题。尽管对于终结的定义不同，但关心终结的人从来没少过。黑格尔也被公认为是个千禧年分子。尽管他采取了“无千禧年”派立场，但末世论的大结局始终在历史哲学的阴影下。历史哲学的黄金时代早于现代物理全盛期，哲学家们并不知道还有个概念叫“熵”。物理学家发明了这个词，被大家拿去用了，包括宇宙学在内。宇宙学自古代起一直和形而上学形影不离，虽然现在借了物理学的一套衣服，但难保以后不会再度成为形而上学。时空概念尽管是物理学和宇宙学的焦点，但对其作出解释终究是哲学的差事。历史和时间事件紧密相关。在科学的时代，当时间和信息都引入了“熵”的概念后，历史与熵的关系也许不再是隐喻性的了。形而上学地讲，由于一切概念词始终都是隐喻，在绝对的意义上，可能找到“历史的熵”。当然，规定这个概念很可能是科学而非哲学的工作，但一旦这个概念实现了，对哲学会有很大影响。
我们并非在涉及另一个不同于精神现象学范畴的问题。作为精神形态的历史，不断地使自身碎片化。特里·平卡德对这种碎片化现象的把握结果实际上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辩证过程并非和熵增加矛盾。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前者的最好表现与最终实现。自我外化与回复在局部历史看来是精神形态的辩证运动，但在更大系统下，真正主导秩序与自我意识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最终意义上，每个辩证运动的第三个环节都是有些问题的。无限复杂的自我复杂化将会让越高级的精神形态越延迟。在终末论的意义上，绝对宗教时代将和弥赛亚降临等同（精神现象学本身就表达了绝对宗教时代的圣灵王国的千禧年性质）。这个被无限延迟的允诺有多种表现形式：启示录，圣灵王国，共产主义，终极科学——辩证的精神运动本质上是稳定的，不符合它的例外状态不被认作现实，当作偶然和不合理性的生成排除掉。但归根到底，偶然的存在能不能永远改变精神航线而使自己成为必然和现实，这永远是个问题，而且不是现象学能够解释的。但另外一种解读支持黑格尔的深刻性。精神现象学要求的回归只是精神对自身的意识和最后对这种自我意识的意识。至于历史本身的跨度究竟让单个的生命付出多少代价，这并非是论题的内容。不论系统的复杂化程度进行到什么程度，由于辩证过程的性质，主导大尺度上的熵增加定律必定同时遵循了辩证的自我意识与扬弃。因此反过来看，具体的时间又是不重要的，精神现象学并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它承诺和论证的是一个必然会和如何会，但即使在历史内部永远不可实证，也不会影响哲学的正确性。而在黑格尔看来，过往的历史至少已经证明他大部分结论正确。
宗教作为“成神”之前的最后一步，根本上在于如下洞见：从人类所能将自身投射的最终极形态——也即是精神作为实体—主体的终极表象——达到自我意识的回归，必定是精神永恒和谐的最后环节。这个阶段的必然性是超越历史表象且永远指引着历史方向的，它所经历的诸环节是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历史的必经之路，但这条路很有可能永无止境，从现象学的意义上看，曾经的各种类似的预见都是从早先的精神形态向未来经验的观望：弥赛亚主义，诺斯底主义，现在和以后的历史哲学式末世论，或者末世论式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次从宇宙总体的层面论证了现实历史的过程与结果的必然性，这种最高层面的形而上学几乎就是对以前和以后一切可能的历史观念的最强总结。但也正因为此，它和现实历史的距离是最大的。“现实”的东西总能被黑格尔预见（我指的是现代性的本质现象）。但越是预见得多，越是被人们拒绝，就成了黑格尔的宿命。与现实的距离使得他能很好地阅读现实，距离并不使他不现实，而是让黑格尔成为最具现实感的形而上学家。精神的形而上学第一次将分裂已久的此岸和彼岸融合为一，统一在经验中，因此没有任何超验的东西能够独立在经验和意识之外。历史的哲学解读完全由现实的形而上学担任，这种形而上学将负责破除一切超验幻象，开启真实的末世之门。
历史神学与哲学和一切形而下科学永远处在绝对的张力中：前者承诺一个“必然会”，后者通过证实“从未”。试图论证“永远不会”，在两个范畴下的结论也许并不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冲突实现不了。黑格尔的伟大贡献使得这两个范畴能够辩证统一起来，并不牺牲形而上学，也不反对自然科学。但黑格尔也因此不承认“两个世界”，因为每个世界能够从对方中认识自身并统一在更完备的自我意识中。它们都是从绝对实体外化出的，也必然回归实体。一般自然科学必然要上升到哲学的人是，只是在自然科学看来，或许这是遥遥无期的事。
真理恰恰处在彼此没有返回自我意识的张力阶段。当先知承诺的“末日降临即将实现”被人们理解成了“末日将临会在很短的某个具体时刻内来到”，就已经错失了真理。从这个意义说，自我意识的返回能否推动着辩证运动前进，是否等于在不断地揭示真理又不断地消减它？或者，他要说的事情只有在某个阶段上才能被人们看见？

 

 

后记：对黑格尔的一个可能批评

黑格尔在绝对宗教的最后阶段所完成的是从基督之死向神与人和解的过渡。基督作为中介者必须要从抽象物、对象性和特殊的自为存在中脱离，进入普遍的自我意识。基督的死亡之意义只有在“神—精神”通过人完全认识自己和自己统一的时候才能实现——实现就是扬弃自身，完成基督的使命。只要这一使命仍未完成，那么圣灵王国就还未出现。这个圣灵（Geist），也就是精神，还未完全“知道自己”。精神所外化出的此岸与彼岸，也就两个世界，在辩证运动中要“从表象和他物回归”，“亦即自我意识自身”这个环节的完成，这个环节也就是“在他物中认识自身的环节或在他物中自为存在的环节”。按照这个逻辑，此岸的精神形态必须要在彼岸中认出自己，把异己的他扬弃并回复自己；同样，彼岸的意识也要完成这一程序。说白了，人通过在神那里的形态认出自身，神通过人的认识获得自我意识。这个适用于世间万物的精神现象学法则也适用于两个世界间的辩证法。通过以绝对唯心论的方法消解主体主义的一切困境，黑格尔到达了绝对的终点。
可这里存在着问题。在本文开头的地方我已经简述过存在论的批评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千禧年之黄粱美梦都具有深刻的批判力。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原则上辩证法运动一定会借助它的工具使自身无限运动下去上升下去丰富下去。人不管作为精神的外化形态还是实践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劳动者，都会不断地参与并遵循辩证法过程。马克思甚至明确表示要在某个称作共产主义的时期彻底克服几千年来的异化，理论上这种克服是一劳永逸的。但不管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这里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作为现实存在者的芸芸众生也必定在本质上无限地发展下去。这个前提实质上相当于把人的存在论前提无限推进下去，最终在逻辑上等同于忽略或取消了人的存在论基础。无限的辩证法无论如何都不是靠自然界或机器实现的，那些东西体现出的“自然辩证法”是没有意义的non-sense。辩证法里可以没有主体只有绝对精神，但辩证运动本身还是人的游戏。辩证法只有靠人来做别无他路，所以辩证法实现的前提就是人的本质。马克思以为当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化也必使得人的本质改变，这的确是深刻的，可是本质的改变是在什么程度上实现的？能够改变人的存在论境遇和人的有限性吗？如果有限性不改变，人的生存论基础仍将是决定辩证法限度的条件。在此视角下，我们可以理解“历史的熵”在现实世界中对于辩证法的优势“人类不但克服不了自己的异化，反而可能会无限碎片化和异化下去。也许，这个结果导致的系统混乱度增加只会让偶然的权重越发可怕，在技术程度如此高的今天，难保不会有小小的差错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必然性的苦涩的回答也许是：人类在今天发现了这个事实，是必然的。

 

后后记：写了这些，也许反而把中心思想搞乱了。到底想得出什么结论呢？是说黑格尔历史哲学“正确”，有“真理性”，还是说谢林与海德格尔的批评是一锤定音的？我似乎既支持圣灵王国的必然性，又说即使在哲学上这也是达不到的，更不用说在经验科学层次上了。其实要给出明确的立场是有些难，我的确“自相矛盾”地赞同双方意见。但是，哲学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数理逻辑命题吗？有效的哲学批判从历史上看恰恰是给出了先进思想的辩护，批判所做的工作是澄清前提与划清界限。况且，有效的批评往往没有涵盖批评对象的全部意义，更何况是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退一步讲，即使高级阶段的精神现象学实现不了，黑格尔对于本体注意的批判和否定也有其深刻的意义。他给出了“认识”和“意义”的全部理解，将之记于“概念”一词下。对于认识论困境的克服，逻辑地导致一切对立的扬弃，从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向一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回归，将彼岸世界的存在与意义困境放在精神形态的最高阶段予以克服，这诚然是有问题的，但未尝不揭示了一条出路。至少在我看来，通过最终统一的不可能性，黑格尔反而承诺了在两个世界间维持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张力的必要性。

这两篇东西写于去年，而且前一篇只写了一半，因为种种原因后半部分一直没完成，后来也不想再补了。本来应该早就放上来的，但写在本子上一直没有输到电脑里面。时隔许久，就一起贴了。

 

 

 

金属、音乐与其它（三）

 

一直以来我都试图写一些比较Opeth和Emperor的东西。之所以没有写是因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比较。但其实如果只在某几处作些展开的话也许并不需要太大的篇幅，所以这个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的分析将是这一篇文章的主题。

我始终认为这两支乐队是最伟大的金属乐队，尽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正统，或者说，来自金属乐，又超越了它。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发展都表明金属的极端化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金属这种音乐类型本身的性质使然。Opeth和Emperor都是从这根源中成长的。所以无论什么东西出现在其音乐里，无论什么时候听起来好像不那么金属了，我们总还是能同时感受到强烈的金属根源性。作为一个对比，哥特金属完全是反过来的。不管它怎么使用电吉他，不管形式上多么金属，它总是缺乏一种硬派气质，这种气质的缺乏使得哥特金属实际上成为四不像：一种纯粹玩弄肤浅情调的轻薄的东西。（当然不否认也有少数气度不凡的乐队）

Opeth与Emperor既是完全不同，甚至没什么关联的乐队，又在很多方面相似，而后者成为可以对比的理由。这两个乐队几乎都属于一个人:Opeth的Mikael Akerfeldt，Emperor的Vegard Sverre Tveitan（也就是Ihsahn）；两位天才都是少年成名：Mikael14岁就开始玩死亡金属，16岁加入Opeth，20岁时发表了第一张专辑，24岁时音乐已经极为出色，而Ihsahn在18岁时已经写下了诸如I am the black wizards和Iuno a Satana这样的曲子，24岁时也达到了创作的巅峰，而Prometheus这张神作出世的时候，他才像我现在这么大；Mikael出生于1974年，Ihsahn比他小一岁，两个都已婚数年，只不过Mikael有个3岁的女儿，Ihsahn则有一条狗。

说了那些实际上没什么可比性而只是有些八卦味道的东西以后，应该正面谈谈两人的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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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ael并不是Opeth的创立者，他只是加入了朋友的这个project，只是从90年入主乐队以来，他就当红不让地成为了灵魂。我不想赘述乐队史，因为谁都可以轻易查到，而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乐队成员像走马灯一样，却丝毫没有在Opeth的音乐里感受到这点（除了他们上一任的鼓手）。类似词源学的方法或许可以找出Opeth音乐中很多人觉得模糊的东西。

Mikael从小就喜欢听他那年代的一些极为偏僻的摇滚。70年代的前卫摇滚和爵士以及一些非主流的民谣构成了Opeth纯音乐元素里稍显诡异的部分，80年代中期随着极端金属的出现，Death,Bathory成为Mikael从事金属的动力。当然，或许他本人还提到了Iron Maiden，但显然哪个玩金属的不听Iron Maiden呢？况且除了他们向Iron Maiden致敬过一首翻唱以外，根本不可能把两者联系起来。

我们今天能在Opeth里发现的各种影响，元素，组成大致有Prog,Jazz,Folk,Early Extrme Metal, Heavy Metal以及一些实验音色。但Opeth对这些东西采取的态度不是fusion,也不是avant-garde,而是一些适度尝试（Mikael把这叫做Experiment，但显然这不是作为音乐类型的Experimental）。90年左右的美国金属界有股比较先锋的浪潮，有种Jazzcore出现在金属里。Death对死亡金属前卫化的推进最终成为了Cynic Athesim和其他一些现在已绝迹多年的乐队。Jazz,Hardcore,Death Metal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肯定是新鲜的，但这实际上违反了这些音乐内在的规律：Jazz和Metal是根本不同的精神，它们的结合甚至比哥特金属还要不可能。一个乐队可以玩玩金属再玩玩爵士，但不可能同时玩这两个（比如意大利的Ephel Duath在2000年出了张黑金，2003年出了张爵士）。Jazzcore是失败的东西，Opeth的策略是后来被称为“Opeth式”的方法：严格地区分前卫重金属和民谣旋律，两者交替进行，一动一静，而在整个结构中穿插进前卫化的音型和节奏。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能在保持很高的自由度的情况下不让音乐整体失去结构。Jazzcore的失误在于放弃了后者，而金属少了前者，Opeth在这点上的处理是极具大师风范的！如何将各种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被这些音乐牵着走，这恐怕是所有做音乐的人应该思考的。要做到这点不仅是要谙熟各种音乐的结合点，而且要有自己先行成熟的理念，否则一起灌进去再说那就是爵士金属或者黑金朋克之类的“玩玩而已”了。

Opeth的前两张专辑已经确立了他们的风格，但是这时年轻的Mikael在具体处理上还显得比较生硬。早期Opeth在繁长的双吉他演奏段落中喜欢采用复调，但前卫化的旋律显然是很难对位的，等于是在已经有些搞脑筋的基础再加一条更复杂的东西，最后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知所云的。Mikael对这种方式显然也没有很好的控制力，而营造氛围也不是这种形式擅长的。所以那时动辄一刻钟上下的歌曲会使人感到冗长，很大的原因是Mikael急于想显露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技法上选择有所失误。而且在前两张专辑里，他们保留了相当多的早期极端金属成分，这和后来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Opeth那时还没有做到对各种音乐信手拈来的程度。而且大环境的影响使得过于超前的意识不能完全实现下来。

1998年的my arms your hears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们第一次发表了概念专辑，整张专辑里每首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下首歌的歌名。今天的Opeth风格形式上应该说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他们不再使用模糊的音型，而且在关键的接口处，也就是动静交替的地方，做了细心的处理。即使是突然的转换，也从此不再使人觉得勉强，这是Opeth风格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同时，从这张专辑起，Mikael完全抛弃了复杂冗长的演奏，代之以简练却令人印象深刻的riff。今天的乐迷太多能一下子反应过来的riff都是从那时开始的。优美的旋律加上越来越神秘化的氛围奠定了Opeth的基调，次年的still life又是一张概念专辑，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不大不小的转型。而且Face of Melinda似乎也提前五年预示了Mikael女儿的降生。从My arms开始，Opeth的录音好了很多。也客观上为他们日趋精致的音乐提供了保证。到了2001年，这方面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终于能让他们把自己所需要的感觉完全表达出来了。

是的，说到Opeth不可能不提2001年这张Blakewater Park这张里程碑式的极品使他们在欧洲的声名一下扩展到全世界。加入是从以前听过来的歌迷，可能最先注意到的还是专辑的音色。不论是干琴还是电琴都非常好听，轻重缓急的对比更明显了。如果说听Opeth的时候会感觉到从天空到大海的宽广深邃，多半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张专辑了。音乐本身和之前的两张专辑没有本质区别，但精致的程度高了许多，98年加盟的鼓手一开始因为Jazz的influence太多受到批评，但现在也没有质疑了。的确，这是个我很喜欢的鼓手，而且从Opeth的乐迷变成Opeth的成员，这小子也够幸运的了。

黑水公园直接影响到后来所有的Opeth作品，首先专辑里的Ivy Patterns和随后发行的只有两首歌的Ep里的Ivy Patterns2时连在一起的。接下来的双专辑计划：2002的Deliverance和2003的Damnation是把在一张专辑里交错排布的歌索性放在一起，Deliverance是Heavy,Damnation是soft。但这两张专辑里更能代表Opeth的是前者，倘若我们把音乐看作不可分割的整体Deliverance并不是对早期重型金属的简单复归，反而可以说，它是不极端的极端金属，Opeth向来不是猛烈而是厚实，这点在Deliverance里能看得非常清楚，再和早年的机长专辑里的Bonus Track比比就非常明显了。Damnation的听感非常好。也是Mikael词写得最好的一张盘。不少人喜欢Opeth都是从这张盘开始的。Damnation虽然在形式上只是把soft的一面呈现出来，但在精神上来说，Opeth或者说Mikael的神秘、宁静、温柔完完全全显露无遗。Mikael说自己喜欢神秘的东西，这是他音乐孤静优雅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吵闹的重金属毫无关系，Opeth就是静谧的。

2005年的Ghost Reveries封面很美，而音乐也比黑水公园更加精致华丽，真难以置信一个10多年的乐队居然一直在进步，这感觉只有在Emperor那里才会如此强烈。这是一张很前卫金属的专辑，是对之前风格的又一次调整。但这个调整无疑是很小，而且只是在部分曲目里尝试。Mikael说他们会不断进行实验，毕竟无论如何，一直做金属是非常无聊而愚蠢的事，自此听开头和结尾的几首歌，很容易发现里面一些非常复杂的节奏，虽然是刻意为之，实验音色和段落同样少不了，技术上明显增加了难度，使至今为止最复杂的一张专辑。但没有变的依然是那些结构和riff。从94年以来，他们有很多地方毕竟没有变过，一些很好的riff尽管作了修改，但感觉还在，而且相信依然会保留到今后所有的作品中。和still life,Blackwater Park等几张作品一样，Ghost Reveries的第一首歌也是标志性和最复杂的。作为奠定整张专辑走向标识的歌曲，Opeth每张专辑的第一首曲目是最值得关注的。可以说，我们把Opeth每张盘的首歌拿出来就能代表Opeth的全部发展了。不知道今年的专辑会不会仍旧继续这条路线呢？本文写作的时候，这张专辑已确定要发，但还未知名字和发行时间（结果等了半天，最终等来的竟是张现场专辑）

（未完，且不准备续了）

 

 

金属、音乐与其它（四）

 

很久以来都有这么个想法，似乎相比Jazz的演奏大师来说，金属界很多大师级的器乐手对音乐的理解远逊于他们的手上功夫。尽管也有很多Fans不觉得偶像的创作有什么问题，但作品本身是公开的，声名显赫的演奏家中，Van Helen, Yugwie, Michael Angelo （真是辱没了这名字）之流都基本以机器人式的形象流传世间，在Bassists和Drumnmers里这样的人更是多了去了，只是名气和数量未能和风光的吉他手相提并论。Jazz音乐家恐怕对以上几位的反应都差不多吧：耸耸肩，手一摊，或者干笑两声，然后继续玩自己的即兴。

对音乐的态度不同使得理解不同，进入音乐时的角度从一开始就天差地别，翻翻Jazz大师们的作品集，无论是对一种理念的坚持，或是在不断寻求变化，却让人感到很强烈的音乐意识。Well，或许说“坚持”本身就是不理解他们的表现。人人都会说：“Jazz的灵魂就在即兴。”可这句话本身什么也没说出。一伙人在一起随意Jazz就不是他们自己音乐的灵魂了吗？我想说的是，即兴是一种表现也仅仅是一种表现，它跟音乐形式类型没有关联。很明显的一点是，即兴背后的意识才是Jazz的真髓所在。因此，Free Jazz和Fushion Jazz以及后来一大堆更先锋更实验的Jazz形态是必然的产物。但同样的事不会发生在金属里头。带Fusion味的一些核式金属和实验金属完全影响不到金属本体。前卫金属能适度改变金属的粗笨身材，开化一下它的智力，但根本上能深入它内部揭示它本质的，只有古典音乐（在这点上，我始终认为，把金属的右翼本质发挥到极致的音乐是Emperor的最后两张专辑）。相对于金属坚固的意识形态，Jazz要柔软流滑得多。它的意识完全是超政治的，在欧洲传统之外的。作为黑人音乐最重要的代表，它完美展现了其特质：不“深刻”但却很有“味道”，如果非要用欧美文化视角来看的话（其实这也是无奈的必须），Jazz可以被冠以“右派”和“后现代/后结构”的头衔。但是，所有这些标签只对体制以内，玩这个游戏的人才像那么回事，体制外的黑人兄弟既听不懂也懒得鸟你。

在Jazz面前，前卫金属之流就根本别装B说自己是在“玩”音乐，没人能跟Jazz“玩”，像Miles Davis那种现场是Jazz大师的专利和特权。金庸笔下的太极拳大概和它有几分神似，其他的我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可光看这形随意动的一面就太对不起它了。50年代的Coolers是“味道”的至上诠释者。漆黑的房间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听John Patitucci是一种感觉，昏暗的灯光下红酒加雪茄配Billy Wilde或者Nat King Cole又是别样滋味。两种体位以前都试过，还是更偏爱后者些，几可谓之“欲仙欲死”。不过现在身子虚点，烟酒既断，就不“欲死”了，小的一样还是可以的吧。说实在的，太过自由的无调性段子，美则美矣，要勾魂还是稍逊风骚，不然照我现在的taste还是很想爽歪歪其中的。看来我音乐上的右派性格仍是阻挡我尝尽人间极品的东东。

说了这些废话以后，唯一实在些的就是想想为什么现在老了这么多。换作几年前，我还只是兼听各种音乐，并不拒斥哪种，但如今已然受不了重口味的了。生病不是原因，那会我还参加演出的，原因只能是，我老了。

想来这两年音乐也不怎么听（听的话就不写了，写的却是已经废掉的人在回忆往事时举动），但也不曾想过“不怎么听”何时变成了“听不动”。除了已经听出老茧的成了仙的Emperor和Opeth，其他金属啦摇滚啦却几乎不碰了。连以前很热衷的New Age和World Music也都极老了。猜不透里面有什么共同点，唯一有点想法的就是，那些个东西都是学生时代的爱好了。

现在不是学生么？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虽然名头还是，平时也跑东跑西人模狗样地叫“老师长老师短”（我的老师倒是都很短），但实质上应该说我已经很不学生了。但我是什么，也搞不清楚，也没必要搞清楚，否定也可以是一种定义的方法嘛。

同学都毕业了，各奔东西，干什么的都有，朋友中也是三教九流无数。年龄到了这份上，虽然还只是社会大家庭里的新生儿，但出状况的倒是一个接一个。没有夭折的担忧，不过绝对不太平。前几天和爱人聊起这事，也颇感慨。当然，这已是别一篇随笔的主题了。

末了，不得不赞一下Stan Ganz，这厮的东西塞在耳朵里，我都他妈写了点什么呀！囧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