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不在迷恋海德格尔的状态中了，连同他那过度的词源学一起，被我放入陈年旧事中。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海德格尔和结构主义里面某些极端的东西，具有相当的先锋性的东西一度令我痴迷，不过现在想起来，当年那样的优质状态恐怕是许多人都会有得把，而如今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了。

话说回来，词源学的方法还是相当重要的，它能澄清许多事情，尽管今天的人可以辩解说，“我们已经不那么用了”，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它不是Literology或者Literetics,而仅仅是Literature,Letter/Literature来自Littera/Litterature,他除了表示用字母组成的一种书写以外，什么也没有。简言之，文学就是写作，任何写作都是文学。

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文学观现在的范围已经很小了，说是“任何”恐怕差得很远，可是想想哲学的命运，就会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了。什么都不会分门别类的区别看待的情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这是什么方面的/什么领域的/什么学科的东西？”或许能较好保留古代视野的唯一一门学科，能以超越现代人视角的大全态度对待写作的，只有古典学了。自从这个词被造出来以后，就表现出一种回归古代的精神意向——Philology，它什么意思都没有，仅仅表示出对作品的爱，甚至还需要加上一个年代限定词Classical，才能避免它过度的博爱。

就近现代来讲，文学的地盘虽然被大大侵蚀了，但它统摄一切的精神还在延续着，自然科学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一小块地方，虽然物质上仿佛充斥着所有空间。狄尔泰所谓的“精神科学”里渗透这文学的影响，因为文学是一切精神的家。任何一门精神学科，它的精神性越强，比如哲学，历史学，它的文学亲缘性也越强，文学对它的影响越会持续而根本。

所以说指责我轻视文学（原原乖，给你买可爱多哦）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某种程度上它只会被过度重视，几乎没有人（除了Illiterate)会怀疑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巨著远远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没有一个热爱思想的人敢无视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结晶，它们毫无疑问享有真理的绝对地位。

文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极其丰富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精神状况找到适合他的作品。也许正如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态》中表现出的无奈一样，我们仍旧处于并将长期处于“贫困的时代”（没有讽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思），因此我们时代的一切精神表征，比如文学，哲学，音乐等等，都是贫困的，丰富而贫困的文学是我们生活困境的根本写照。我们在一开始就被抛入这个怎么选择都不好的处境里。

文学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广义上的阅读和写作构成生活的全部（即便是嘿咻的时候也要阅读对方并使对方阅读自己），似乎这样一来我又开始后现代了，真扯谈，打住吧。

“上帝”是一种教的概念，不论是the Lord God还是YHWH或是别的什么，它们所指的差不多是同一实体。但我不是个教徒，也没有多少神学兴趣。我所想到的“上帝”并不是，不仅仅是那个全知全能全在的创世终结之神，它更像是一个修辞。

上帝首先是无所不能的永恒主宰，没有这个基要的意义，其他都是虚假和空谈。“上帝的视角”指的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存在，也可以指一个绝对客观中立的，也就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虚构视角。上帝的全知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正如全能与全在的含义在康德之后几乎彻底在世俗的道德中作为隐藏的前提，继而由于过于脆弱和不切实际被人们抛诸脑后。时代的进步赶走了天使，幽灵，和它们身后的神圣存在，除了哲学和神学还在支撑天空利用着上帝，其他人几乎和他们的知识体系一起成为了上帝。希伯来文明的支柱从绝对的掌控者降为了靠理性证明的某个稍微有些特别的存在者，继而命运使然地走向了衰落，和众神一起步入黄昏，上帝还是那个上帝，只是他的子民对他不再感兴趣了。

法国人数十年前开始流行起了一个次叫L'autre，翻成英文是the Other，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的“大写的他者”的概念。很多人都谈这个词，用法同中带异，它可以是一个特殊的中介，一个限制与造成主体的先验能指，一个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对象和基础，一个我们共同面对却又熟视无睹的现实……不论是怎么用，我们都可以有某些感觉，这个词是“上帝”的另一层或另一重含义。大写和小写的他者首先都提醒甚至是告诫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异质性而且绝对不可同质化的世界。列维纳斯要伦理学首先在于存在论，阿多诺要让否定辩证法取代黑格尔那同质化的集权辩证理论，首先是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二战的惊世悲剧。他者，绝对地先在与“我”，也就是笛卡尔传统下的“主体”。到了拉康这里，他革命性地把“自我”和“主体”给区分开了，前者是想像作用的产物，后者则交给了符号作用和能指链的流转。大写的他者在无意识层面上构成了本我/主体，和小写的他这一起又构建了自我。

L'autre是我们一切存在方式可能的前提，也是我们的界限。那位上帝让我们能安居于世界中，为我们提供欲望的确认，也就是自我的确认，还为我们抵挡着他自己的另一张面孔，即真实界（the Real),那无法忍受和致命的压迫和恐怖。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讲，所谓“圣父之名”(the Name-Of-Father)就是大写的他者，它的缺失引起了妄想症，因为真实直接涌入，导致能指网的极度混乱，想像作用的溢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填补，它为自己构筑勉强抵抗的防线世界，却无法克服这根本缺失带来的焦虑。

这就是我把上帝的另一张面孔等同于真实的原由。他既是慈父又是暴君。精神层面的真实直接引起创伤，创伤是真实本身的代言人，一个可以窥见其面貌的窗口，真实不是“什么”，不是任何可以言说的“东西”。这位上帝是指不出来的，唯独大写的他者错位之时，它才冒充进那位大他者里面，使其成为恐惧魔王。它本身不是可以被直接思想到的，而是一个硬核(Hardcore),我们只能在周围的伤疤中确认其存在，很像黑洞。

第三重意义上的神显然在任何一个角度看来都超越了以色列的老大和L'Autre，它不仅没有实体，甚至没有办法被反思成概念，即便是物质层面的真是也只能用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来比喻，用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和海德格尔的“深渊”来接近。它是混沌之海，是神话（几乎所有已知神话）中一开始的那一幕（神话里通常都是第一句话带过）。用齐泽克的话来讲——尽管他对我说这是德国哲学在古典时期就已熟知的了——这是前本体论的“范畴”，是在我们能思考之前，再由对象这回事之前的事，也就是神的灵还运行在不知道哪来的水面上的时候的事。那个上帝与混沌本身才类似于“真实”，也仅仅是类似，但比圣经深刻的地方在于，不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的真是都远不是那个跟我们没啥关系的神话世界，而是与我们时刻遭遇，并在根本上构成我们一切创伤的世界。同时又在我们凝视它的时候（确切说只有我们被真实的创伤凝视的份）逃开不见。根本上真实就是真实的痕迹。这个上帝几乎是比超验更超验的东西，比现实更现实的东西，在他和现实（the Real and reality)摩擦碰撞的裂缝处，人们用想像去弥合，在此构造出“我们的世界”。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归宿，目标，核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裂缝处冒出的东西，正是“意识形态的幽灵”，“幽灵”既带着真实界的讯息，又有着现实界的外衣，所以他们似乎总能被人们认出来，被不同程度地剥去伪装（最极端的表现在马克思那里），但又会再次冒出来，证明人们一再失败，根本上无力指出它们的真实身份，只因为它们是上帝的使者，是永远伴随人们的不可名状者。

当四十年前Black Sabbath把重金属带到这个世界上，现代音乐中就出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音乐形式，他的精神据说是出自摇滚，一种反叛而激进的意识，但他的形式却是空前的保守。

如果今天要列举出金属乐几个最大的特点，不论是哪种说话，我想都是源自金属乐本身的形式。记得邓晓芒在谈翻译康德的经验时重点谈到了德语和英语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英语根本上不可能把德语写成的哲学翻译好。他说德语的句子是框型的架构，而英语的句子则是线性的。这一点恰好也可以放到金属和其他现代音乐的比较中。绝大多数现代音乐形式上都是传承自民族音乐和古典乐，因此是清一色的线性形式。音乐随时间向前流动表达出情感意蕴，在尽头完成自身。反观金属，则是在细节方面大大简化了那种传统。我常说金属是最简单的音乐，因为它的动机与形式是简单的。早期的摇滚，朋克到后来的Grunge都有那种思想在里面，而金属和后摇则将其推向极致。这里为什么不提到电子氛围或者某些实验音乐，是由于他们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相似性。

必须看到电声乐器作为硬件的绝对重要性，如果没有它们，现代音乐将不可能有，而同样是利用电声乐器，金属却比其他音乐更具震撼力和统治力。不是因为低频的冲击或是旋律特点，也不是音乐人在台上煽风点火，而是因为人被它的结构所震动。

结构在这里主要是节奏性的，次要的是旋律。从土著的仪式到民间歌舞，从古典到圆舞曲到现代各种动感音乐，每一种音乐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型，而不同的节奏型让人们“被迫”做出不同反应。看过演唱会的人都清楚，流星乐，朋克，IDM,后摇和金属的观众是不可能有相同反应的。尽管都很激烈，但舞曲上的动作在金属现场怎么都做不出来，否则是不和谐的，而在这些节奏型中，金属是最严谨最保守和最有代表性的，我把金属的震撼称作“节奏/结构的震撼”。

金属在现场是最具统治力的音乐，很多时候他并不是激发每个人心中的乐感达到狂喜状态，而是“领导”台下的观众向音乐致敬。我的一个朋友把这比作“音乐中的极权主义”。但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种极权主义形式。过度反复而紧致的结构在任何一种极权主义共同体中都是本质性的，而且它的生命和力量都蕴含在这个构架里。而结构的进动，推行与扩展，就是统治力的表现，继而转化为压迫与抑制。许多人不喜欢金属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尤其可以在传统力量金属和硬派的鞭击金属中找到，某些质素被新派残死演绎到极致。

与金属相比，同样突出表现连段的后摇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后摇不可能有任何紧致而压抑的力度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开放性，延展性，前卫摇滚中的“势”的概念被简约化，吸收在后摇中，而这种简约的倾向性甚至可以反溯到浪漫主义作品。如果说前卫摇滚在许多不同形式里都共同表现出回归二十世纪早期的意味，那么后摇总体上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它也是保守主义的，但不会像金属那样走上极右之路。

如果从乐理上来看，金属之所以是“框型”而同样注重riff的后摇却是“线性”，原因尽在模进和配器上。但从意识上看（或者干脆说意识形态），金属乐曲的构造内在的严肃性是和它的权力意志相合的。它不承认开放与联想，只关心独白和训诫。它可以涉及到的题材比其他音乐都要广，因为它——金属仅仅是形式，只是一旦内容被赋予形式以后，表意就要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几乎所有金属乐只能涉及到“伟大”与“力量”，而与内心的深切感动，细腻而真实的灵魂没有缘分。因为对金属来说，那种切肤之感与力量之美是非此即彼的。歌特金属偏爱灵魂中柔细的超然的情愫，却由此失去了一切，成为四不像。力量金属虽然愚蠢至极，倒也还是有自己的骨架。除了Opeth，还没有谁能在两难选择间找到出路。金属意识形态笼罩着大地，仅仅想在形式中找到突破的，除了只能在形式上获得成功，再也没有更多的了。Chuck Shuldiner在Death中寻求类似的尝试，Cynic唯一的专辑成为他杰出的实验成果，再回到Death中，他的天才就仍旧被束缚在死亡金属中。不论人们把那种风格叫做Progressive还是Technical的死亡金属，Death毕竟都只能做到那些。

金属在这二十年中尝试过于任何其他音乐风格融合，也都有成功的作品问世。可是，不论有多么杰出的经典的专辑出现，他始终无法突破自己，它仍然只是自己，没有超出Black Sabbath当初的规则。也许，这点也同极权主义一致？不论什么时代的极权政治，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梦是超越时间的东西，它是可以对现状的分析，也可以是预知。它可以同时做到这些，时间法则在梦中是不存在的。
博尔赫斯在一篇叫做nightmare的文章中说过，在梦中，我们有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和整合力。我想，这一点即使不把他的例子搬出来，任何人也都可以发现自身的超人能力。阿根廷大师又说——虽然是引用别人的话——最不可思议的是其实是人们怎能在难以想象的超现实疯狂之中醒来，又立即回复正常状态，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似乎是够离奇的。

梦也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关紧要的，即时的东西。另一类则是每个人在一生中会很频繁地反复遇到的梦境。对我来说只有后者是有意义的话题。

在那些重复的梦中，各种场景，物品，人物与对话都会以相似方式出现，很多时候相似的梦境和主题会引起相似的情绪。是的，只有当我们以相似的情绪作线索时才能进入这些梦的真义中。

这些梦是构成我们心灵最本真最深层结构的要素的显现。说是显现，是因为最内部的东西总是黑箱，不论心理，生理学发展到什么程度，出现多少巴甫洛夫或弗洛伊德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显现。

就好比从房间的几个窗口向外望去，总是这么几个基本不变的场景，向房间里看过去，外面的人也总只能看到一些固定的东西。人就好像在真实的房间和有限的几个房间镜头间徘徊，在世界整体和有限的可视小天地间踌躇不前。前者是我们对心灵的观望，而后者是对世界的认知。

那些特定的梦境都可以看作是创伤的显现，不同于弗洛伊德，创伤也可以指其他有特殊影响力的事件，这些影响力对人是永恒而根本的，包括一个永远怀念的场景，一个害怕的物件，一段令人伤感而忧郁的往事和其中的那位主人公，如此等等。按照拉康，创伤是真实界向我们的显现，在一些结构的奇点和尽头露出了大写的他者(the Other)的表象。梦向我们提示了这些，提示了一切意识和无意识中可能被提示出的东西。通过这个窗口，我们才能看清自己的房间里暗室里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猜测，让那位奥地利医生把梦和创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自己也深陷其中的那个天生的有限的境域。只不过这个境域让他找到了其他世界也有的情形：在德语中，梦(Traum)和创伤(Trauma)太像了，在最深层的地方，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一回事。

梦是我们的另一个世界，而且相比我们这个有限而充满意识形态遮蔽的符号世界，它是通向无限而真实的自我——也就同时不再是“自我”——的世界通路。不论这个世界里出现什么，这条道路上布满何样的奇花异草，我们都应该庆幸。

能做梦是幸福的。

曾经一个朋友对我说，美学是一个伪概念，从他的立场上看，神学也当是如此。他的看法其实来自一个挺无知的理由（这与他极端的博学完全不相称）：“美”是个纯主观的概念，不可能有“学”。由于这个观点离美学太远，这里也就不评论了。不过，按类似的看法，“神学”更成问题。刘小枫说从字面上看“神学人类学”是个矛盾的东西。而实际上“神学”本身就是，而且矛盾更为本质性。一句话，“神学”是Theo-logy,前一半是信仰，后一半是理性，从一开始就会把人逼成精神分裂。
神学本身做的也就是这样勉强的事情。两千多年来，无数宗教思想家都想把信和理整合在一起，把神和人连在一起。让人了解关于神的知识。但归根到底信仰和理性都是独裁者，两大帝国间的合一是不可能之事，永恒的是纠缠不清的斗争与矛盾。
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统统注意的是那个斗争，谁占上风，谁引领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谁谱写着时代与历史。但真理实际上在“纠缠不清”里。
神学其实就是基督教神学，是从教会（新约）成立以降延续至今两千年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基点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你不信有上帝，那就免谈，然后要做的事情似乎就是用理性来，解释与论证和神相关的东西了。
不过问题就出在这里，假如像旧约时代的人只知道膜拜，或者就算后来的拉比那样解释经文，倒也算了。问题是一旦理性进入信仰之后，体系就随之而来了。然后最头疼的事情出现了：理性在什么地方应该stop，应该shut up，让位给信仰？这个不可确定的标准实际上构成了整个神学史。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从路德到启蒙运动，从费尔巴哈到尼采，再到今天的各式系统神学，不论是基督还是反基督的思想录，都在说着自己的神学，而且在严格意义上遵循着基督教的传统：如果再并上各类异端那就太壮观了，不论是正统的还是反传统的，大家都一直关注着彼岸那个实际上看不到的世界，认识那个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含蓄的表示无法认识的领域。有的人相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自上而下的，有的人认为是自下而上的，还有的认为不可知或想不清楚，但大多数人都会隐约觉得想得太多或太少。这个多与少是什么，也不清楚。或许是和那说不清的东西有关吧。
神学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即便是从这个时代的方向来看，他也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的问题意识和精神取向始终是有意义和必要的。人的理性限度与欲望永远不和谐，欲望始终指向“致命的真实界”，换句话说，上帝在那里，上帝就是真实，有限的人无法承受的前存在论境域。也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齐泽克的观点“先验想象力让康德止步在它的深渊面前，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理性体系中。而想象力本身是有前存在论地位的，我不清楚我所说的欲望（包括理解，被救赎，永生等欲望）和先验想象力在连接理性与真实界上有没有共通之处，但根本上它可以提供一个可能的视域，使得我们能够理解Theo-logy是如何会出现的，精神分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能以不形而上同时也是最形而上的方式解析出一切能够被意识到的结构，而神学悖论式的结构也毫无疑问能在其中出场。。在彼岸的存在着与此岸有限理性之间始终有一种挣扎，一种两难的抉择背后的焦虑，与之相关的人的处境也总是一种困境。任何一种神学，尤其是教义/系统神学，都是一个试图让表面平稳的体系，而在体系内部到处是模糊，含糊与矛盾，两可的解释。用某些经文来反驳，包容另一些解释并不能掩盖其结构上的不安。这种不安不断导致自身的挣扎与变化，扭动在信仰和理性之间。换言之，理论神学就是一个总想让自己能做得安稳但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有反对这种倾向的人。一个总是焦虑和摇摆飘忽在没有根基的深渊之上的人（Abgrund)。或许，从一开始神学就意识到自身的根基不是实在的而且绝对不可实在化，只是他也在不断想否定并超越这个事实。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行动构成了神学本身。
回到前面说过的东西，出去他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的真理，它的意识和精神对于人类始终是意义非凡的。即使是在黑客帝国或者机械公敌的时代，人还是人，技术始终无法超越有限性，超越有限性并在彼岸观望，审判我们的，只能是绝对的超越者。
况且，不论最终审判何时来临，创世和终结总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真理。所以神学的基础就建立在一个 “绝对真理”上，尽管这个真理离现实无限遥远。最终，神学的精髓似乎体现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内部是我们可能的世界，而框架本身就类似一个广义实数，一个无穷远点，一个超越知性但仍可被知性化 的概念。用严格的术语来说就是处在经典范围内的先验理念。这个经典范围就是经典思维，如果不离弃神学基本准则的话，他始终只能发生在经典思维中，至少就今天看来是如此。而它的意义就在于限定我们，指出人的绝对有限性。
人的理性和信仰据说来自于上帝，而上帝在说出“要有光”之时，一切就按预订的计划展开了。不论这段故事真实与否，他都是如此动人，值得我们永远思索它的深意，并在末世来临前，尽可能地接近那不可接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