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现代科学的伟大奠基者——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的思想导致“现代科学的基础危机”（Grundlagenkrise），“其中心问题”——人可能知道的合理世界应该是什么世界？——“同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并且仍然是无法回答的”。

看来，十分自然的是，这一代的奠基者——现代科学建立在他们的发现之上，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思考导致“基础危机”——必将被才华逊色的几代人所追随，这些后继者以为能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对这些日常活动的思考之间的区分。

                                                    ——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220页

最近终于看完了《少年阴阳师》。这部褒贬不一的动画一开始就很吸引我，因为以来我对各种神话传统都很有兴趣，而来日本古代神话也好，民间传说也好，往往都离不开那个话题人物安倍晴明。倘若大阴阳师活到现在恐怕也会对自己成为收视率保证感到orz吧。和晴明有关的故事，即使完全杜撰，也会让我关注一下。

既然刚看完阴阳师故事，自然又激起了我想说日本神话的兴趣，只是苦于手边没有现成资料可查，又不便上网，所以全凭印象与个人观点，不当之处兴许难免。

神话是任何民族历史的起源和产生持续影响的精神体。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除去其结构主义因素不说，仅是其对人类学的考量就以无可争议的方式表明了神话形态和民族精神形态的关联。就我所知，苏美尔，阿兹台克，古印度，中国，日本，埃及，腓尼基，希腊，犹太，巴比伦，北欧，波斯，阿拉伯等等（想到哪说到哪，排名不分先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神话体系彼此之间的传承和独立关系就几乎反映了人类变迁史中的相应关联。

扯远了，回到日本吧。日本最传统最古老的神话，也就是出云-大和系神话是在以上无数神话体系中属于独立和原创的一个。虽说日本历史短得完全无法和诸文明古国比，但由于地理因素，早在中日发生关系的记载（出现在汉朝）问世以前，原始的日本人就有了自己的神话。

正统的神话首先给出了最标准的“神”的概念。从高天原的神以降，直到最小的晚辈神，日本神话里号称有“八百万天神”。这个数目其实等于“多的数不清”和“什么都有神”。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明日本神话从一开始就是泛灵的。而且这种泛灵论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比其他一些神话就可以发现，日本神话里的神非常弱，几乎比不了任何一个著名神话里的众神。也许数量太多是一个因素。我们现今可以看到日本到处都有神社，里面供奉的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正宗的神，有英雄，有神兽，甚至有亲人。这点和中国传统有些相似，但中国人绝不会把这些都叫神的。中国神话的概念是最模糊的。

大大小小的神能力当然不一样了。但即便是大和系的最高天神——天照大御神姐姐也并非厉害无比。神的显灵总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的话，一来整个日本大地到处都有神灵，是个半真实半虚幻的世界，二来人和神的交流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和各个民族早期历史一样，日本历史也充满着神迹，只是其他国家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早就可以摆脱神话了，但晚熟的日本仍在梦里，那时的历史还离不开奇迹。

源义经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将之一，他的身世不可能离开玄机而作出“真实”的描述，坛之浦战役的真实性比起他受业于鬼一法眼来说，没有多少，而鬼一法眼历来是兼备两种身份的：他既是大阴阳师，又是日本传统的三大妖兽之一天狗。

安倍晴明的身世也一样不可能被“真实”地还原。他的母亲是白狐葛叶，据说这狐狸精和晴明的父亲生下孩子以后就躲进了森林中，晴明只有在五岁那年见过他母亲一次。后来，继承了强大灵力的小晴明在未习阴阳术时就能看见百鬼夜行，这也是很有名的事。

晴明另一件为人熟知的事，并为各电影，动画制作者所青睐的，就是他有十二神将。有人把十二神将称为十二式神—，这其实是由于后来的民间传说所致，并不是正确的说法。在他的《占事略决》中，他列举了自己阴阳术中的十二个神，分别主一吉凶，五行，阴阳。他称这十二神为“天神”或“天将”。后来的“神将”之说就从此处改编。另外，还有名气不太大的十二将，主月。晴明称其为“十二月将”。十二神将明确地是神，是供占星之用，尽管阴阳术本身主要来自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但神的概念还是基本等同于传说神话（尽管神将的名字来自中国文化）。

到了民间传说里，神将被式神化了。“式神”是日本人独有的概念，可以看作泛灵论和阴阳术结合的东西。式神是人操纵的灵体，可是是用道具变化得来，也可以是将现成物中注入灵力，但关键在于人的操纵和属灵性。由于这个原因，十二神将被进一步改编为“式神”，仿佛完全是晴明操纵的人偶。这是不符合原意的。

在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将其化为本国的“神道”。他们开始相信任何人死后都能成为神。神无处不在，无人不成。泛灵论于是也体现在了神道之中。今天各国政府，尤其是东亚各国一直在反对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从民族精神来说，就是这么个源流。只因参拜的行为同时带有传说性和政治性的双重意义，所以前者成为日本政府的接口，后者成为炮轰的理由。但轰了几十年没有任何效果。也是这个双重性在起作用。

日本人对于灵怪之事也和中国人一样迷信，而且看法相近。幽灵，鬼，妖怪是三个常见的词。鬼有时可以是幽灵，有时可以指妖怪，但幽灵和妖怪是不大一样的。前者是灵体，没有实体，但后者是灵力（妖力）和实体的结合，差不多就是美国大片里那些有特殊能力的外星怪物。

另两个常见的词是怨念和神隐。不过这就更容易了。前者是实体化了怨气，同时可能会化为怨灵（就是鬼魂）或附人身上。后者是不可解释的失踪，通常在森林，沼泽，山区等灵气较重的地方。这两个概念虽为日本人独有，但毕竟和中国有渊源，对中国人来说容易理解，但西方人稍微头大些。

毫无疑问，不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正统深化体系，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人们产生影响，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家。不管每年政府要员参拜二战亡魂是否仅是一种政治姿态，不容否认，老百姓去各地神社烧香求签毕竟是虔诚的。他们相信神灵布满天下，日常的行动也会多少有神灵的痕迹存在。我想，他们为人所称道的谦虚，和善，有理有节的一面，必定是蕴孕在这神性乐园里的。

无论人类的历史前进到什么阶段，启示录的训示永远是真的，不管事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上帝的话语永远是真的。

一神教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自有的那一刻便永有了，它全能而全在。它就是上帝本身，不，准确地说它比上帝更强大。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信仰同一位上帝，尽管上帝在它们看来只向自己启示真理，希腊人和后来的北欧人都知道，神虽然强大，但宙斯也好，奥丁也罢，都无法抗拒命运。Moira虽是雷电之神的女儿，但不得不让她们的父亲和她们一起接受定数；奥丁虽然自废一眼获得超限的命运洞察力，但他阻止不了彩虹之神的号角和随之而来的末日之战，但是上帝可以。上地自己设定命运自己玩，那些小神力量太弱，只因它们是异教神，也就是说，是魔鬼，是难逃一死的。

上帝的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的上帝，是绝对者。任何其他一种意识形态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因为，绝对者是唯一能够确认自身为绝对真理的存在。

上帝意识形态的奥义仅仅在于两个词：得救和惩戒。为何这两个词就授予他永恒大能的权柄？

人必有一死的有限性是他欲望无限生命的原因。如果允诺了无限的死后生命，也就允诺了“自由永有”，也就是人与上帝同在（悄悄地想，也许和上帝就没什么两样了吧）。现世的经验在皈依者的头脑中瞬间成为虚无。虔诚的信徒随时可以自爆，因为他在信仰神的一瞬间已经在这笔赚得无法估量的交易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在极度的救赎名册上面盖了章。不论基督降临的时间何时来到，因为他说过他要再来的，所以他肯定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来临，然后我们信徒就可以在无限的时间里和他一起去做王，而且，首先在曾经让我付出代价的尘世里做王一千年。做完以后再上天接着爽，曾经的代价也补偿了，这笔交易就只赚不赔了。这一切，只因那位和亚伯拉罕以彩虹立约的以色列老大的几句话，就像一些电影中的台词一样：“你不会骗我吧，老大？不会的吧？”信徒既认同神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任何决定，又相信（其实是希望自己别信错）神和亚伯拉罕，摩西，先知们，仆人们做过货真价实的买卖，因此必定也不会要自己（因为他耍我没好处啊，它能得到啥呢？——都说犹太人的生意经天下第一，狡猾狡猾滴，看来这也是有历史根源的（尽管对犹太人的看法也是著名的意识形态），犹太人的买卖意识比谁都强。

如果说信仰的正面意义是给他们来世的承诺，那么负面的影响则由惩戒来实施，一神教徒有着无比强大的信念，他们对任何困难和磨难都能坦然面对。上帝说过，什么坏事都是由他的大敌，撒旦做的。只要和他斗争到底，我们必将胜利。这似乎像极了白道老大作内部宣传：好事都是白道干的，黑道老大和他的弟兄干尽坏事。但因为这是内部意识形态教育，所以我总是要说，我们白道比他们强，他们的地盘总有一天是你们大家的。

可是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抓住上帝意识形态最奥秘的地方。上帝的话是能够被确认的，也是对的。每一次，人们认准了某位反基督的代表，也就是说，某个作恶多端的人被荣幸地赐予撒旦的皇冠时，他就进入了启示录的倒计时，如同香港回归和北京奥运的倒计时一样，等到计时归零的一刹那，只能看到山呼海啸，拍手称庆的场面。我们可怜的撒旦也命运使然地倒下了，上帝胜利了。按照基督教的观念，历史无非就是一句话：撒旦N次站起来，又N次倒下，随后又坚强地第N+1次站起来。如果生前无法看到它最后一次倒下，那么死后也能看到，只要信上帝，就能看完这部无聊的空前大片。

每个时代都有人觉得启示录上讲的末世真的就要来临，而且在他眼前降临，但制片人兼男一号都临时决定再来一段情节。所以在和男二号撒旦商量了以后，观众被不幸地告知“抱歉”。

上帝意识形态因此在双重意义上是绝对真理“在任何一个历史片段中，圣经都是必然是真的。因为上帝和他的大敌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上帝没有代言人，或者他代言人有无数，是永恒的，而反基督的代言人是必有一死的少数派，光明党前仆后继舍身取义永远死不完，但黑暗势力不被杀死也会老死，等它一死，人们就宣布神赢了。在任何一段历史中上帝战胜魔鬼都是显然的，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绝对不可被瓦解。任何试图解析它的势力都被宣布为“撒旦的伎俩”。他不可被证伪，甚至上帝亲自站出来说“你们弄错了”，信徒也会说“你丫别以为批件圣袍就能冒充上帝了，退去吧，撒旦！”我们可以理解为为什么历史上有无数号称信上帝的异端会彼此死掐，除去政治上的因素，上帝意识形态一经出现就坚硬无比，连上帝自己也摧毁不了。它使信仰的人们确信自己不论做什么都是在履行神的意志，因此神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保证，只保证了人自身的欲望的不可限制。

对我这种看法也许存在一种神学上的反驳，因为甚是可以把圣灵注入人们心中而感化和改变他们的，但这种形而上的说法很容易使我们想到极权主义的强制性集体洗脑。可以说，极权主义和一神教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甚至相同的，在洗脑问题上也绝不例外，二战以来的德国，苏联和中国毫无疑问是极权主义典范（朝鲜……就算了），强制的意识灌输和洗脑非但不是集权形态的胜利，恰恰相反，它仅仅表明了一种根本的失败。这种失败是在于理性的缺席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但首先，信仰造成的意识形态，（上帝和乌托邦主义）“阉割”理性，使社会的人软弱无力，最终也导致其自身的软弱，没有能力真正实现自己，不过上帝意识形态相比后者更胜一筹，因为尘世和乌托邦必定不能全然逼退理性，所以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极权主义也可以被意识形态批判所言中。

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真的要改变现实或者干什么别的极左之事，而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活在意识形态之网里的不自觉的人能够看清些问题，理论能够走到的也就是这么远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使理论改变现实，理论不可能改变现实，让工人阶级造反的是现实本身，马克思注意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只是它碰巧遭遇到和现实结盟的契机）

意识形态批判从根本上来讲是针对所有可能被理性渗透的对象的。它可以用来批判一切已知的意识形态，而惟独对上帝无效。一神教的意识对理性极为恶毒，意味它不是拒绝理性，没有，盲目的信徒还是有些理性的。而是因为它事实上市玩弄理性肢解理性，理性无法进入上帝内部，它进去以后就已经被分尸了。不管是中世纪以来的自然神学和教义神学还是各式各样的启示研究和神义论，都是片段试地对待理性，经验和感受。“撒旦的诱惑”始终是很实用的王牌，可以让人们尽情SM异己者。这些异己者包括所有具体的抽象的异己存在，它们被赋予撒旦之名，越是对现实深入，越会发现撒旦无处不在，最终，虔诚的人必然会与苦难相伴一生，因为他们要尽全部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和异己者斗争。这些虔诚的人自文艺复兴以后就很少了，如今或许已经没有了。与俗世好好相处的教徒，离开一神教精神的距离，恐怕不亚于古代信徒与魔鬼的距离。

不信上帝者被无辜地当作撒旦的跟班，推崇古典诸神的人更是恶中之恶，连上帝都无法进入的意识形态，还有什么可以与之对抗呢？

或许只有敌基督本身可以。一神教的隐秘信仰根植在所有信徒的内心深处，那是一句恶毒的戒律：上帝可以不存在，但是那个反基督却必须存在，为我们存在！

从那位拿撒勒人被钉上十字架以来的一千多年，整个欧亚战场从来没有安静过，如果我们今天的俗人做时光机去那个时代旅游的话，必定会看到几乎所有的坏事全是上帝的仆人们干的。不存在中立者的时代就剩下你死我活。基督教徒烧，伊斯兰教徒砍，犹太民族到处窜，”反基督的化身”未必是恶，怀着慈爱和友善的人倒是精于杀人放火，基督和反基督的真理倒了过来。

如果说撒旦的存在是由于上帝没有恶，所以坏东西都得有个垃圾桶可以放，那么就是说，撒旦是为上帝而存在的。但是现实世界的真理是：上帝是为撒旦而存在的。用反基督的话来说，撒旦之所以无数次被达到又无数次站起来，正是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失败过也不可能失败，因为人不是亚伯的子民，而是该隐的传人。

高天宝座上的那位纤尘不染，那是人类只能希望却无法实现的，但撒旦却跟大家一样脏。上帝的信徒敢做任何事却唯独不敢承认他们心中唯一的真理：欲望，但撒旦却敢坦诚陈述自己篡位的企图和享乐的欲望，（就这点来看，它似乎比人类更蠢），撒旦据说是光明使者堕落成永世不得翻身的倒霉蛋，而人类的祖先亚当也听他的话，走上了一条相仿的不归路。所谓的“恶”使人充满力量，改变世界，而“善”的力量只能把人钉在十字架前祈祷，当敌人的剑砍来时，善良的人不是先去挡，而是先双手合十，口中念叨：“父啊！别忘了我们的交易啊！”当别人一巴掌打来时，善良的人转过去，说：“还有半边脸”可是，他们如此善良，以至于惩罚异教徒时，恨不得能亲手给他一刀或者加点柴火。人，究竟是谁的后代呢？

反基督对耶稣讲，只要信他，地上的国全归耶稣。圣子的拒绝成了伟大的榜样，彼岸的无限性战胜了有限的人。然而，真正的胜者是欲望自身，用来世换现世只是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上帝的真理在遥不可及之处，反基督的真理触手可及，天上的国与尘世的国并非是决然对立的。对立的只是两个事实：反基督肯定了现世的欲望和人自身的价值，基督的表象则是欲望进一步的扩张，并贪得无厌的否定了自身的基础，仅仅为了天堂的虔诚者被伪装成善的超验化的欲望消灭了自己，他们自我毁灭了。

反基督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之处信仰的虚假性，并公开向上帝本身发难，和殉教者一样，撒旦的化身也在用自身的肉身死亡为代价，确认自身的真理。不能被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高幻想，只能用直接对抗的方式来消灭它。反基督承诺的是力量：权利的意志和永不停歇的欲望，在尘世建立起撒旦之国是对天国的最终否定。因此，伟大的思想家大多都是反基督，因为他们妄图在地上寻找真理并实现它。

启示录的意象在隐喻的层面上永远是一个部分实现的真理，它所揭示的弥赛亚的二度降临始终是一个未来的事件，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即将来临但又无限遥远的那个未来，他只是永恒承诺的呼声，从时间尽头向我们回响，反基督不能不倒下，但更不能不再度再度复活。因为它向人们宣扬真理的使命永远不会结束。

分类学问题一直是作为爱好者难以回避的问题，稍微想多了解音乐本身的人必定会问：这属于哪一类音乐？你说的这类音乐有特征吗？（这句不是废话）怎么看出某张专辑是什么类型的？

这些问题无非是要闻音乐彼此间的差别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某类音乐没有特征，它指的是什么。

长期关注分类问题让我首先意识到，人们在用通常的词语进行”分类“时，已经陷入了一个混乱境地中：classical,pop,rock,jazz一连串可以罗列到手酸的类型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类型。但是上述这四个最经常被人谈论的词已经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区分了。classical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其次也可被用于风格，尽管现代的”古典“不是新古典就是更现代派的东西，pop从来就不是什么音乐形式，他是完全没有特征的音乐，他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制品。所有对他”特征“似是而非的描述都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rock在其不成熟年代要么是pop中的一员，要么走向它的反面，以幼稚的激进形态打碎媒体ISA但最终又重归纯粹意识形态的怀抱（我们可以想想当初和现在的人对待sex pistol,nirvana的区别），Jazz类似于metal，既富于精神上的特点，又可以从形式上加以描述，也就是说有jazz教程但从来没有什么pop教程。

然后我想说的是，分类学他不可以十一个抽象谈论的对象，也就是说，不能忽视它的历史维度，否则我们无法解释许多随年代变迁看法也随之变迁的现象，那种有时会引起分类混乱的矛盾说到底，是音乐精神与形式，内在与外在的区别导致的。

以黑金属为例，如果听惯了现在的黑金，突然听到Venom的black metal,几乎不可能会认为那可以算作黑金的，而Venom再就是”黑金的开山祖“（忘了谁说的了），这是公认的事实，接下来的事情让很多根源性强的音乐迷有了话语权，因为他们发现新加入”黑金迷“圈的人完全无视早期的黑金，在老炮们看来，毫无疑问，黑金的灵魂在于其精神，Venom从形式不过是一个速度重金属而已，但正因为他们第一个高举撒旦的大旗使得他们的专辑成为了一种音乐类型。如此看来从Venom到早期的Bathory尽管形式上不那么黑，但无疑它们是真正的黑金，而今天网上到处都是的煞有介事地告诉人们黑和死区别的技术贴全他妈是bullshit，黑金，它就是精神，精神是它的全部。

这种看法虽然目前占据主流，但很多乐迷心中会有别的算盘，假定Thanatoculus让我去做键盘，键盘做鼓手，鼓手弹吉他，吉他手演唱，那么就算我们真心诚意地想做撒旦的粉丝，还是躲不过烂番茄和香蕉皮的。这里并不是想说技术错位的问题，而是说，没有疯狂的古典和吉他，与主唱不像人般的乱吼，别人是不会以为这算什么黑金的。光有精神没有形式，而且是严格的形式，即使让Arch Enemy正儿八经地来We will rise，地球人还是说这叫旋律死亡。

所以说什么是genre,这完全要历史地看，本身是纯精神制品的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看法，像很多文章那样一本正经地分析着乐理，或是告诉你回归源头才是王道，都是浮云式观点。

与黑金属相关的热门话题当然就是死亡金属了。黑金和死金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Slayer被死金迷热爱却并不是死金？我曾翻译过一篇文章是详细讨论死亡金属分类学问题的，但它没有谈到黑死的联系，从前面的观点接着看下去，死亡金属从Death那里开始就和精神性没太大的必然联系，不像黑金专门将自己如何热爱魔鬼或是异教的神，死金不必然谈论死亡，这点尤其可以在Death那里发现。Death的音乐极具现实批判的锋芒，他们是真正严肃谈论各种人的问题，远远不是后来那些贫乏的流行死亡能比的。死亡金属的形式构成了它的主体框架，可以在其中填入各种意象，或是改变其结构，不论是融和死亡（如Jazzcore,deathrash风格）还是前卫/技术死亡，也不论是速度旋律死亡还是技术死亡，都从形式遵从了相当一致的标准，使得各自特点及其鲜明，它们的形式即是精神本身，这是完美表达的回归，即使没有花花绿绿的歌词也能很好传递出本身的意义。相比之下，黑金属如今充斥着滥俗的套路，固定的音型和节奏型都让人想到撒旦就困。这个源头在斯堪的纳维亚，所以当有人说现在的北欧黑金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东欧和西欧对黑金有着完全不同的发挥，尽量不可能再那么根源，但音乐性上要丰富得多。

讲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仍然没有问的是：分类学究竟有什么意思？听就听了，还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的确，作为听众，分类学本身除了选唱片是有点用以外，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类型学就是确认不同的音乐精神。对音乐有深刻体验的人，他的音乐世界必定不是混沌一片，分类的问题始终等同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领会的深度。

这两年一直在为今年举行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造势，电视，电台，网络，广告牌，到处都是宣传画，倒计时的风气一年高过一年，十年八年之后的大型活动从现在开始就要弄得人尽皆知。

我对待特奥会，残奥会的分类始终没搞清楚过，猜想也许是智障和非智障的区别吧，但无论何时看到拖着假肢冲刺或是扭曲着脸振臂高呼时，心里都非常不是滋味。

据说残障人士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人们应该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与普通人相等的权利。于是，他们应该尽可能被允许融入普通人的一般活动中，尽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这一连串的”应该“都没错，甚至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量度，可是，我丝毫没从这些正确的观点中看出有什么理由让身体残缺的人也聚在一起参加体育比赛，甚至还要冠以”奥运会“的名义。

”奥运会“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体育精神方面都是现代运动的起源和典范。古希腊人以更快更强的身体为美，并且把这样的美同其他道德中的良善都称作arete,认为是我们应竭力追求的东西，众所周知许多名人都参加过奥运会，如柏拉图，他原名Aristokles，（和亚里士多德一字之差），因为身强力壮，老师苏格拉底就给他取名”宽肩膀的人“，也就是Plato（当然希腊文里两个词还有一字之差）。那时候的城邦公民视体育中的优胜为美德，这当然还和他们常与战争打交道有关，但无论怎么说，完美的身体和更高的强度都是善，是绝对的标准，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20岁一下青年锦标赛“之类的玩意儿，而且他们看不起过分年轻的人来参加重大的事。同样，如果有什么肢体残缺者的竞技大赛，那恐怕是开天大玩笑了。这几乎和”方形的圆“一样不可思议，残奥会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说这些并不是要讲今天大家也应该遵循老祖宗的观念传统，今天的人要开朗得多，如果可以的话，奥委会恨不得每个年龄阶段都给他来个世界大赛，况且，特奥之类的比赛有其特别的意义。帮助残障人士树立自信心，推动人类互助友爱的精神发展，尽可能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特奥会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

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这些标准说辞以至于懒得再去多想了，别人（对常人来说是媒体，对媒体来说是政府，对政府来说是传统）都替自己想好了，别人的理由就是我的看法了。用齐泽克的术语来说就是interpassitivity（交互被动性或被动间性）。无疑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表象，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但事情还没那么简单，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了残障人士也能“全面发展”就可以去拉一部分人来搞奥运会，这中间究竟是一种什么逻辑？偏要让不便运动的人去参加运动会？

几百年来，平等观念始终是一个不用争论的建设性前提，好的设想起码就要做到尽量平等。尽管人和人的智能有差异，但我们还是要假设“理性人”，尽管人和人的情感，意志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家都是“利己”的。启蒙理性与同质化思维有共谋关系，尽管后者的历史悠久得多，当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终于能发达到可以把残障人士的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时，第一件想到的事也就是同质性思维的产物。

“他们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这种问法包含了太多的方向。但由创伤引出的精神表征是难以测度的。对单向度的人来讲也是个过重的负担。因此简单点说，他们的身体/肉体障碍是唯一根本的区别，所以要在社会层面给人们树立/建构起平等的幻象，就要ISA（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施工了。各种ISAs协同营造出残疾人的“更快更高更强”，以至普通人匆匆瞥过还没看出他们有什么残缺。在这里起作用的除了ISA，还有那个交互被动性（这点阿尔都塞没有意识到，齐泽克也没有正面论述到，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基础的布局结束了以后，人们只能在思想上走出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心想“我知道他们是残疾人，知道和我们不同，尽管弄得我几乎一眼看不出来”，可是在实践的时候，人们还是被意识形态抓住，也就是说，成就了意识形态双重特性的表现（和齐泽克分析资本论的方式如出一辙）。如果还有最后要借用老齐理论的地方，那就是在这张意识形态网张开的地方，人们对于残障人士运动会的奇怪之处避而不谈，甚至是每个人心知肚明也要彼此隐瞒，仿佛是不能让大写的他者知道一般。在这样的情形下，主体之间彻底被意识形态网笼罩并隔离，ISA获得了成功。（残障人士本身在其中完全处于了被操控者的地位，也就是说，甚至是连主体性都不用考虑的贫穷主体），特奥会被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认可和支持，而且理由充足。

下午坐地铁的时候，看见小屏幕里面放着宣传广告：母亲带着欣慰和笑容说着儿子的愿望，儿子歪斜着脸打篮球，一个漂亮的空心入篮，多么快乐，一切多么美好，特奥会是多么值得颂扬的善举啊！我的心里很难过，也很无奈。也许他们是真的渴望能在运动场上展现自己，又或许不是。他们是受过极其严重的创伤的人。现在也许是慢慢从中回复，重拾信心，又或者不是。每个有伤残的人都经历过歧视和不平等，经历过二次创伤。真实是令人不可忍受的东西，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安抚。活在想像界的现实中，免遭真实撞击是幸福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残障者，或许都在ISA的保护下，但ISA带给我们的也不会多于幻觉。一旦有一天谁向他们说出真实界的致命话语时，又会如何呢？假的永远真不了，总会担心着梦幻破灭的时分。

既无奈，又那么必须，这一切真是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