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layer 的个人资料流光之影 —— Shade Of Ema...照片日志列表 |  工具  帮助 |
|
11月27日 In Memoriam I, 20
面前是八个Methetian，尽管看起来像中阶的使者，目的也很可能只是探查情况，但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竟然会有全副武装的帝国教廷人员，而且还都是有先天异能的家伙，似乎这次刺探有充分准备。 Metheton的教使们完全收缩了能场，互相之间的意志已经贯通，就等待最后一击了。显然，对方不仅知道这里是一个秘密的基地，而且还知道此处有极端重要的人物和资料——以及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人一定是某个具有大能的Seryan高级教士。 寂静无声，一丝讯息也没有。双方似乎都不想表露自己的心态，但这些不能掩盖命运图的变化，而对能够洞悉这点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万物皆有其时。 “到了。”Serynmis在念头闪过的绝对时刻抛出蓝白色环印，结在那些人周围，形成一个全维度的大圈。 偏偏此时出现了意外。两个使者从环印中冲了出来，同时身边的空间位形发生了变化。 三次冲击未果之后，武装教使们包围了Serynmis。透骨的寒气几乎要渗透界限，君主意识到这是要慢慢吸取她灵力的做法，尽管如此不可思议，但现在面对这群不怎么样的使者，自己做的也同样差劲，而且到了该怎么办都不清楚的地步了。 正在焦灼之际，一道光从空中射来。准确地说是六道光同时射来。等到眩目的白黯淡下去，才发现眼前的六个人像同时被钉在闪着天蓝色光芒的通天长枪上，颤动与莫名绝望的形状让Serynmis竟想起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过的北美印第安部落屠杀的场景。 很快，慢慢浅隐去的蓝色带着冷漠与迷丽，消失在夜幕中，又从这背景里化显出一个人影。 8月19日 四代之零：怨灵的假面
零系列从一代到四代已经走过了很多年，倒错的时空和纠缠的线索仿佛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一样，迷乱而终。 零的整个四代故事中连接起两个世界的总是相同的东西：召唤亡者之祭和随后的失败导致的爆发与崩坏，整个村落的人都从自身那里失落，魂被拖出躯体，却又不得超度，长久彷徨于尘世，念念不忘眷留在某个空间或事物内。满眼的宗祠和佛像、纸串与地藏、香烛同长明灯，但没有一样能够拯救这些崩溃的世界，最终都只能沦于黑暗中成为恐惧与怨恨的陪衬。很容易想到，也许这些仪式本身就注定了祸灾，失败是必然的，早晚而已。这些古老的村落为何始终执著在沟通生死呢？这座人祭之桥最后必然要以此人为怨念之源，反噬一切。但故事的主角都是现代世界的，很多人也只是出于好奇甚至民俗研究才去了那里，走上不归路。他们一开始都不相信有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世界分成实在的自然和虚无缥缈的超自然。可是古村里的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的世界只有这么大，所有东西都在这里，纵使死者界无法见知，但也有别的方法使它活起来，难道他们对生死的了解不远胜于现代人么？ 日本传统的神道与民祭在这里合而为一，灵力强大的活人在极端痛苦而死的时候所集结的生死念力超过了分开两界的阈限，前三代的悲剧都是如此形式。初代的冰室雾绘，二代的黑泽纱重，三代的久世零华，全是这样的人桥，唯独四代里的朔夜不是如此。如果说从仪式结构上看的话，前三代是类似的，而四代则不同。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四代的情节是最简单的，但它对死亡与精神世界的联系却揭示地最多。唯独四代在怨灵和精神病之间建立了桥梁，在活人的病到步入死亡的绽放之间有个连贯的过程，而且无法区分这之间的界限，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属灵或属肉身的界限在这里模糊了，就像绽放后的那张脸一样。 月蚀牵涉到古老的精神世界，这里没有痛苦，或者说，记忆本身就是痛苦。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是记忆的最终集合，是永恒的终极痛苦。因此在前三代通过肉体折磨表现出的痛苦在这里就转化入精神中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害怕失去记忆，失去自己，一直在问，在坚持自己的人格和记忆，直到精神崩溃和灵魂绽开，这个过程便是痛苦。所以，如果前三代是在表现痛苦，那么这一代便是在探问痛苦本身。无苦之日便不再意味着大家的灵魂都归于月之黄泉，而是意味着在生死间徘徊，成为浮游灵或怨灵。胧月岛的人一直追求的东西，用假面和归来迎表现与召唤的东西，最终概念化为“零域”的东西，就是超越“苦”和“无苦”的境界。只有在超越痛苦的经历才能知道何种降临是“无苦”，对苦的否定是最可怕的、真正的苦，这在他们意识到真相后已经来不及了。这便是最终超越之前的代价，也是迎来对痛苦的否定之否定的条件。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发现怨灵和痛苦的关系：并不是痛苦的集聚不散导致了怨灵，而是怨灵本身便是纯粹的痛苦之形体。痛苦既是怨灵的假面也是其本质，就像月亮是死界的倒映，也是精神世界的写照：正如四方月家族孜孜以求的月蚀之面一样，只有最完美的表情、能感知到月之音的假面才能让“器”容下亡者和过去，让她成为时间的通道与聚点，在接近真相的地方是最最危险的地方，而完全达到本质的时候就会让零域绽开。这个零域便是胧月岛整个历史想达到的本质本身，也就是拥抱完美的死亡本身。 难道四代之零说的不都是同一件事吗？不完美的死亡仪式带来不完美的死亡，最终的补完让一切归于平静，死者的平静和生者的平静是一回事。当水无月流歌和麻生海咲看到满天涌起的灵光坠入月蚀暗影之时，当黑泽怜目送爱人漂向三途河远处之际，当天野月子的歌响起的一刻，假面背后的美丽太令人心动。 4月16日 In Memoriam I,2
迦宇背起旅行包向汽车走去，霖提着两个大箱子跟在后面。 一行人来到机场，高峰时期真是人山人海，好像人流随时就会把彼此冲散。尽管恐怖事件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但人们心里似乎都受了创伤，虽然表面仍然很匆忙，但哲一他们明显可以感受到周围人意识内潜藏着的东西。除了焦虑和不安，就是迷茫。早春的气候还有些凉意，弥散在空中的湿气让人呼吸有些阴阴潮潮的，不太舒服，思绪也难免不落回到某些往事上。 飞到L.A.现在只要八小时了，到那里的时候美国西部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几个人盘算着放放东西啥的再赶到球馆还来得及，湖人的比赛要九点才开始。对几个第一次到L.A.现场看球的小伙子来讲，订票和演出时间的计划安排已经考虑了很周全了，本来是当天演出的，好说歹说公司才临时调整时间弄到第二天，就是为了看场球。 湖人输球了，而且还是少见的大败，哲一和霖看得很不爽，身为粉丝难得到现场观战却看到这种局面，实在太假了。于是他们还没等比赛终场就走了，另外两人只好也一起尾随离馆。
没错，明天是个好日子。祝演出顺利。 3月31日 In Memoriam II, 2
Elonnath抬头看了看天。 Metheton Prima的夏天并不热，每年的第十季，一到中午就能看见副星黄道面高高划过主神殿上空，轨迹带的银白在不甚强烈的日光下像单色的极光，又似一条条钻石镶成的宝链般摇曳闪动。大洋面风平浪静，好像紫水晶在心里流动，时而窜出的鱼鸟把这些水晶感十足的液体带到空气里，让人有一种扑上去躺在上面漂浮的冲动。 打开笔记，搜索到目标地的时间和位置。草草地看过一遍，睡意朦胧中，似乎进入了冥想域。往事一件件自动涌进来，就像洪水到了闸门却没关一样。 舰队回到Seryon外域，整装待发的时刻到了。如同星群环绕着太阳，无数斑点密密麻麻团聚在雅威级主舰周围，随即出现了强大的时空叠合效应，像洪水猛兽的血盆大口欲图吞没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辐射照耀苍穹，点亮了域界内外的大片天空。 无法停止思考是Elonnath的习惯，不知道是不是天生的，但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他命运中注定的一部分，在下一个命运阶段到来前，就算不喜欢也抛不掉吧。 他又想到了Xeryphor的话：“如果没有意识到必须接受命运并且理解它，那么命运本身的强势将会摧毁你。异界的Seryon是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也无法想象的。以及Xeryna。” “可是你在那里不也好好的么，”Elonnath对着空无一物的光锥说道，“不管是你的召唤还是命运的召唤，这都将是属于我的开始。来吧。” 3月27日 In Memoriam - I,3
落叶堆成一座小丘，微风扫过地面，小花们摇头晃脑。左边山上是一座破旧的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好似刷过黑漆一样，又仿佛一块生绣的废铁。 这次的确不是拍MV，不过既然是野餐加一些可能以后用得着的花絮，一座不知名的山和教堂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哲一心想，这样的机会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几次，如果不是那次危机的话兴许山上还会有不少人呢，做礼拜的、开小店的、旅游观光的，可能挺热闹吧。 “两点前最好到那里吧，阳光不是很强，正好可以取好景。走吧。”迦宇说。 走了一会，好像听到了水声，没想到这里还有小瀑布，尽管谈不上清澈温婉，不过也挺沁心的。“假如能在这里搭个台倒也不错，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呀，”哲一说，“只是观众只能在山路上挤着看了。” “看！这棵树的颜色很特别吧！”绯云突然说了句。眼前的树似乎是有些特别，树皮有点紫，接近紫罗兰的颜色，但中间还有些色微蓝色闪动，不知是什么东西，甚是奇特。不过，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异化时代也似乎不算什么了，毕竟，2007年的两次大爆炸已经注定了一段不可逆的进程，四年后再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也许都能接受了。尽管人们还没见到外星人，但即便他们出现在面前，恐怕也远不可能有威尔斯或斯皮尔伯格式的震撼了。 “尽管创伤会在时间中永远留下痕迹，但时间会以自己的方式渲染创伤的图画。一切会在终点完成和开始。”——这是羽诗说的，所以必是对的，只是达到理解还需时日吧。 四个人来到日照下的山顶，眼前仿佛是辽阔的Heleinnas平原的缩影，大地泛着光晕，远处天色似水，秋日的景观竟会如此，真是难以想象。 2月13日 歧视：意淫还是性冷淡？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歧视，今天我们随便能想到的就是种族、性别、地域的歧视，健康人对非正常人的歧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等等。社会学研究对行业中存在的歧视问题有不同回答，其中有种占据相当比例的意见认为，实际上不存在歧视，因为歧视本身预设了“正确的看法”，但往往很难证明什么是“正确”的看法。当然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学的东西唯一得到点的地方是对“歧视”概念的分析。通常，歧视是伴随着反向歧视的，只是从用法上说，首先歧视他者的群体被看作优势方，至少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方，那么接下来就是弱势一方的反击了。很多时候人们把前者叫“歧视”，后者叫“敌视”，但就其对抗性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直观些，就让我们以地域歧视为例。 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在这二十年来面对的最大的歧视对抗就是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随后而来的反歧视——甚至当我说“外地人”这个词时就已陷入了困境。尽管“外地人”相比古希腊人所谓的barbaros甚至metoikos，汉语的“蛮夷”等等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中性了，但它仍然毫无悬念的成为地域歧视的第一个词。很多外地人为什么对“外地人”听着不舒服，可以有历史原因（“外地人”是“乡下人”的变种，正如“农民工兄弟”是“民工”的变种一样），也可以有单纯分类上的原因（凭什么把所有地方的人都归为和“上海人”相对的另一个集合？这种分法本身就反映了blablabla…）。但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如果允许将“外地人”定义为“非上海的中国人”，那么仅从集合的角度来看，在上海问题上划分“上海人”与“外地人”还是合理的。毫无疑问，只要生活在上海一段时间，不论是谁都会熟悉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歧视理由和攻击模式了，所以我不会专门具体分析吵架双方的套路。这篇文章关心的东西，实际上是和之前的《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样，讲清楚发生在对抗背后的东西，以及如何对抗这种“对抗”。 当我们把歧视问题放在更大“群体间的对抗现象”背景下，就会看到，从意识形态上讲，上级下级、老师学生、警察小偷、白人黑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具体到我们的题目，可以讲“歧视”和“正视”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视”出来的内容本身，而在于“视”背后的意识形态。概括地说，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对上海人都有着共同的评价和攻击点：比如精明算计、缺乏胆气、狗眼看人、井底之蛙……这难道不说明作为群体的上海人客观上的确是有那么多问题吗？相反，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攻击往往无的放矢，其实明明是来自民风完全不同的地方，做的事情却全被归结为“外地人的素质果然就是这么差”，这种完全随意的主观评价难道不令人恼火吗？但更令外地人更加恼火的地方在于，上海人面对批评的时候往往缺乏有力的反击甚至不反击，但会来一句：“巴子/乡下人”，语气和眼神中透露的东西近乎于美国白人面对非洲黑人的高傲态度，就凭这种“你也配和我争”的态度，在心态上已经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了。简言之，上海的地域歧视问题就是“你丫拽个屁啊”和“侬则乡巴子也敢帮我老卵啊”之间的斗争，即便在斗争不爆发的时候也有无数潜伏的导火索可以引向这种表达方式。 虽然，从事实本身来看，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评价大多是客观的，上海人的鄙视更多是主观的，但由此而来的结论却并不简单。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对一个民族的负面评价和我们亲历该民族生活中的感受，即便表述出来都一样，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同样，生活在北京的人听说上海人如何，与他真的来上海以后的感受也会很不一样。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亲身经历吗？当然是，但绝非一句话就可以了。没有亲历的事实本身是真正“中立的”，就算它来自于某个心怀偏见的人；亲历的事实本身不可能是“中立的”，就算本着科学研究的态度。采用这种极端的说法无非要说明两点：第一，事实描述本身的“客观性”和描述者采取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而我关心的也完全不是什么事实客观性问题；第二，让事实的中立性发生偏转，因而丧失掉天真朴素的客观性的原因在于主体经历中蕴含的创伤性因素。 亲身感受到上海人的某种恶劣品质，在交往中产生评价和攻击的过程，就是在对创伤性经验符号化。外地人尽管可以理性地解释为什么上海人在完全无理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有这么高傲的姿态（从地域文化、历史经验等等），但他们依然会无法忍受这点，在表示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依然发牢骚、抱怨、攻击就是在表明“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的态度。从符号认同的角度当然可以把这点归结为需要却始终得不到一种认同感而产生的歇斯底里表征，但这么说依然太抽象，而且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外地人的抱怨也许并非就真的因为他需要上海本地人群的认同，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事实，上海人早就不得不认同外地流动人口作为上海人的组成部分了。如果非要说“在某些时候有某些人还是让他产生了不被认同的感觉”，那实际上这和整个共同体的态度已经是两回事了。既然说这种情况的确在意识上属于歇斯底里性质，那么这就不是缺乏什么外部认同的问题了，毋宁说，时不时会抱怨和攻击的行为是在针对自己身体里的某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创伤性经验的结果。这个创伤性内核要求不断被克服：被符号化、被表述成某种东西、被解释掉、被治愈。但创伤的性质就在于它永远要求符号化却永远无法彻底被符号化：它总是比已经说出的东西更多些。“你向我要求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做”并不是一个基于理智的问题，因为理智的问题被解决就不存在了，这种发问指向的是永远要求给出答案却总是一再无法讲完的东西（他为什么不爱我了？他怎么会突然就这样死了？如此等等）。一系列话语围绕着这个内核组织起来，试图克服掉它，但它永远无法被消解。创伤总是在某时某刻冲出符号化，再通过某种符号形式表露出来，比如一句本身似乎不蕴涵什么特殊意义的话会突然间让他感到受刺激。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歧视来自于这个一个终极困惑：我到底被要求给出什么（才能不受歧视）？尽管他可能已经有房子有车子有老婆孩子——全都是made in Shanghai——他依然不被他人（甚至自己）承认为上海人。这个创伤性遭遇的内核始终在困扰着他、激动着他。 上海人遇到的情况则是另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流动人口的进入使习惯于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代上海人突然间遭遇了他者入侵，外地民工从穿着到言语行为都让很多上海人觉得“恶心”。“恶心”本身就包含着比恶心更多的东西——它是创伤性的。从对外来者的创伤性经验出发，接下来的整个历史经验都完全围绕着这个内核组织起来：为什么上海人把所有外地人都叫“乡下人”；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上海人做了就是“正常的”，外地人做了就是“果然不出所料地令人恶心”；为什么外地人就是没有素质没有档次的，即便表现出高素质也总不知怎么地不令上海人感到自然……这种随意论断别人、以想象方式将别人归类的做法，和美国人、欧洲人脸谱化全世界完全是一种方式、一个道理。 用拉康的三元结构来看，似乎对抗双方都是从符号层面进行攻击和反击，但实际上这种被创伤能量激起又试图压制它的做法，是以想象层面为基础的。我在一次讲座中区分过虚假的行动和真正的行动，如果按照真实界(R)、符号界(S)、想象界(I)的对应情况来看，那么两种典型的虚假反抗都不是真正意义上改变符号秩序和符号认同的做法：暴力行为是直接向真实界反击的做法，而意淫行为则是在想象界克服创伤的努力。当时我举的意淫例子包括大部分爱国主义行为、游行示威、讽世檄文、外交言辞等等，现在看来还应该包括歧视现象。创伤性遭遇引起了对抗，展现了符号界S（在此就是社会秩序）的一个空洞和断裂，S的断裂处表现为理解的不可能与冲突的必然，背后则是真实界R的显露。对R的克服从原则上来说应该通过弥合S的裂缝实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创伤性的R一旦出现就无法消失），所以只能二选一，也即重构秩序S，或者在主体自身内克服。但重构S代价太大，因为它意味着直接重新定义或消灭对抗双方（就像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以后自身也不再是无产阶级）——这个几乎是革命性的。所以唯一的权宜之计只能是主体自己来完成这道题目。但主体感到困难的地方在于，他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改变S，因为只要存在两种群体，那么创伤性的R总是透过裂缝显现。对外地人来说，无论对方承认自己到什么地步，自己总还有没有被认同（即符号化）的部分，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他觉得自己并未在认同方面前进一步；对上海人来说，就算人家上海话也讲得很好了，但总觉得哪里还是不对，甚至反而觉得对方更加不应该被看作上海人。 在《班主任》一文里我已经说过，对抗事实的叙述中不存在中立，中立意见本身也毫无意义。尽管在对抗双方的描述中谈论某种“客观的”事实，但真正说来，它包含了比客观性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中立客观的只能是无创伤性的事实，一旦涉及到对抗的真实界内核，无论如何都没有朴素的客观性可言：我们只能站在某一方立场去描述事实，但在描述的时候我们必定说出了比事实更多的东西，必定带入了那个创伤性的、无法言说的X，正是由于这个X才构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客观”：X是我们创伤性的“原因”，它使得我们必须要说出点什么才受得了，而我们通过说出来的，揭示了那个永远无法说的X，因而最终“客观”地说出了全部真相。不论真相是什么，至少都说明了一点：对抗性也许可以被“消灭”，但绝不能被“消解”，只要双方依然存在，那么创伤性和对抗性就必然以某种方式表现。不耐烦这种对抗性的纠缠可以表现为在某些刺激下跳起来攻击，也可以表现为和解的努力（如“农民工兄弟”、“外地朋友”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称呼），但这些方式都是在通过想象界I去消解创伤内核——幻想自己行为的意义、对方会如何反应而感到安慰，因而是地地道道的意淫姿态——毫无疑问这是徒劳的。 那么创伤的内核、这个病因，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的改变RSI三元结构呢？毫无疑问革命肯定是一种方法，因为它是对RSI作全面改变的行动。但这个代价太大了，除非上海人全死光。另一种能改变RSI的方法是性冷淡。我曾经举过圣雄甘地的例子，将之作为性冷淡的代表，国家受强奸的情况也可以对应个人受强奸的案例，在那里性冷淡也依然是伤害最小化的办法。当然这种讲法简化与忽略掉很多实际情况，而且其中的原因这里也没有解释，但作为一个原则来说，这是将真实界的快感冲击减到最小的方法（参见尾注）。一种快感只有经过I的中介才能体验为愉悦，否则就直接是来自R的不可忍受的、直接的创伤性经验，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实际都是与快感创伤性的遭遇，I只是让主体变得可以忍受它，而并没有消除它（这也是为什么意淫式报复总是最普遍最经济的方法）——通过想象的中介只能让伤害的情形不断推迟但无法消除。传统精神分析对创伤性症状的一种治疗建议是完全接受这种内核的不可消除性，完全承认自己受到冲击并且不对任何后继欲望作妥协：不是尽可能设法忍受快感，而是整个屈服于快感，使之吞没享受它的欲望。换言之，性冷淡姿态反对任何一种反抗或享受，因为在冷淡态度之外的方式都是创伤性的、暴露真实界的行为；唯一能够避免伤害的只有完全接受快感本身，并且不将之体验为任何一种超出快感的东西，中立化以尽可能避免创伤经验内化成为主体的构成性部分。 性冷淡姿态绝不能误解为逆来顺受，正如甘地的意思绝不是被动挨打。毋宁说，相比暴力和意淫两种虚假行动，性冷淡姿态是真正具有主动意义的行动，它把如果面对自己行为中快感因素的问题返回给了侵略者。这种行动将快感的凝视反射给了对方，迫使对方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反过来承受自己行为中的快感带来的伤害，要么取消行为本身。难道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正是的情况吗？当一群人取笑某个人的时候，不论他做出什么回应，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还会继续取笑，但假如他完全不作出任何反应，大家也会觉得自讨没趣了。地域歧视的无休止正是来自于双方都无法忍受创伤性遭遇的快感，总是想方设法忍受它、摆脱它、释放情绪，一个人如果对这个问题采取冷淡姿态的话，那么他是不会随随便便把经验都课题化，上升到地域性问题的，即便真的涉及到强烈的地域歧视时也如此。进一步说，对抗性意识往往会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但这种行为方式本身并不首先意味着揭露事实真相，而是意味着行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事件本身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个不可忽略的断裂，事实并不导致认识，所以人们在研究精神状态、作精神治疗的的时候有可能专注于主体的表述本身而不用考虑事实真相如何。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但人们平时往往不在意自己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会被寻找真相的诱惑迷住。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把某种态度看作歧视时有没有做到足够客观足够公正，问题在于当它的的确确真的是歧视时，我们才恰恰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在说出真相时拼命掩盖的东西：一切对抗的源头其实就是那个永远比客观真相更多的无法言说的X，即我们自身中的、代表真实界的创伤性内核。如果穿越幻想的治疗是可能的，那么对抗“对抗性”的可能办法就是性冷淡姿态。
1月27日 寂静岭与世界观
十年过去了，寂静岭小镇仍然显得扑朔迷离。自从警方在上世纪末调查无果以后，人们就对那里发生的事越来越感到好奇，传言纷纷扬扬、神秘可怖。我们都知道经过了一次或几次灾难事件以后，小镇上的人全失踪了，而且几乎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被找到——假如你找到谁的话，就意味着你本人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也许寂静岭世界中最大的问题是它本身。它究竟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似乎今天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任何一种解释好像都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现象。也许这个世界本身便是不融贯的？它必须是很多个彼此不可通约的世界间的不可能的连接吗？但如此的话又怎么可以穿梭在各个世界中呢？仿佛艾舍尔的迷宫画一样，自身永远是悖论却找不到悖论的中心。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幻想世界，无论是科幻还是魔幻。如果说生化危机和零系列代表着自然的和超自然的恐怖，D&D代表了整个魔幻世界的设定体系，那也许寂静岭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它对幻想宇宙来说也一样神秘，那个世界中的人也不知道302室在哪里，更不知道医院的206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2月17日 再次略谈音乐分类的问题区分两个概念：音乐本体性质和音乐的社会历史性质。
本体性质也就是音乐的形式类型，即一般所谓的genre，是关于音乐本身的，它是超历史超时间的确定的东西。而社会历史性质则是指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音乐性质，它必然和特定的历史社会因素有关。 通常所谓的metal，jazz，ambient，noise，各类avant-garde音乐，甚至opera，sonata等等无数名词，都只关于音乐形式本身，所以是本体性质。
而pop，rock，classical，以及通常讲的“非主流”（不是alternative！）等等，是社会历史性质。这其中的原因我在别的文章里也解释过，这里就不废话了。 因此，诸如把pop和metal之间对立起来的做法（比方讲“喜欢XX说明你欣赏水平有问题”等等……），其荒谬程度相当于马哲教材里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一样，或者说相当于把世界上的汽车划分为“后轮驱动的”和“德国生产的”。 防止两种误解：区分本体性质和社会历史性质，并不是说这两种性质就绝然分离互不影响了。它们必然会有关联会影响彼此，但这影响绝不能理解成对立或者同异的关系。在比较的意义上，它们完全是两码事，彼此之间毫无关系。其次，区分这两种性质，并不是说对任何一个性质名词（比如post punk，rap，folk等），必然能明确指出它是本体的还是社会历史的。简言之，指出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等于可以给出两者间明确的界限——况且，这里说的根本上是不搭界的两类范畴。
另外，这里不涉及音乐的两种性质和欣赏水平之间的关系。况且从分类学的角度出发，音乐的两种性质和个人喜好、以及个人欣赏水平之间，都没有关联。
总而言之，听音乐可以爱谁谁，但评论音乐就必然涉及艺术哲学，此时概念就是第一要素。很多人在论证“为什么我喜欢的乐队是最牛逼”的命题时，搞到后来只能以“个人欣赏口味不同”作挡箭牌，但甚至这也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口味”究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正确的说话方式是什么。 11月16日 装逼辩证法：A Critique on ZHUANGBIology一、概念的三元组
牛逼、装逼和傻逼，是当今社会为人熟知的三个相关词汇，尽管“逼”这个字在三个词当中的意思都不一样，但完全不妨碍广大人民群众将它们作为一个三元组来看。不过，尽管使用频率如此之高，但对这三个精妙的词汇至今几乎仍无一点理论性研究，特别是整天吹牛装逼混日子的理论家们也对“装逼学”不置一辞，实在不应该。海德格尔如果知道了，也许还会说这是“哲学真正的耻辱”。
以下按照国际惯例或国内惯例，把“牛逼、装逼和傻逼”简写成NB、ZB和SB。先给出一组可能的定义：
NB：形容词。行为主体S通过某个行为，使得其他主体对此行为表示赞赏且认为该行为超越了通常水准（为常人所不能），则称S的行为是NB的。进一步地，其他主体通过反思对S表示赞赏且认为S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常人（为人所不及），则称S是“牛人”，特别地，也可称S为NB，此时NB一词从形容词变为名词。
ZB：动词。行为主体S通过某个行为，意图使其他主体认为其NB，但该意向并未直接体现在此行动中（一个等价的说法是：S试图掩盖其二阶意向），则S的（意向）行为称为ZB。特别的，这种意向性本身也可以称为ZB(术语叫ZhuangBility)。
SB：名词。在此不讨论一般意义上的SB涵义，仅讨论和三元组相关意义上的涵义。当行为主体S作出ZB行为，但被其他主体察觉到了他的意向，以至于直接或间接导致其ZB失败。这时其他主体通过反思，对S的行为作出评价。评价的一般负面意义部分，可以表述为：“S的行为是SB的”，或者“S是个SB”。
解释：定义中为什么用“行为主体”这个概念而不干脆用“人”，这是因为该定义并非必然只适用于人。从定义中可以看到，关键在于行为的意向，NB是一阶意向，ZB和SB都涉及二阶意向。所谓“一阶意向”是指“我以为X”之类的意向，二阶则是说“我试图让别人以为X”的意向（这就是欺骗的意向）。可以看到，这三个“逼”最多只涉及二阶意向，这种简单的意向性是许多动物都具有的，因此理论上讲许多动物也可以ZB和NB一下。
二、辩证法的口号：再来一遍！
从NB到SB的过度是辩证的。对应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反思的范例。NB对应于“设定性反思”，也就是说，其他主体在对某行为赞赏惊叹的同时，给予其反思性的概念：这真是NB啊！而行为主体S的NiuBility亦在此过程中被设定。在第二阶段“外在的反思”中，主体S意识到了从自在的“NB性”到众人赞赏之间的过程有其必然性，而这种赞赏使S非常enjoy，由此试图去重复实现这个过程，将外在的反思实践出来也就产生了ZB行为。但这不是结局，只有在最终的“规定性反思”那里，NB本身的概念才实现了全部的内涵。换句话说，最后反思的结果使得主体们都理解了从最初的NB设定到后来通过反思进而想去ZB的意识，进而了解到这整个过程不是别的而只是NB——不是因为外面的什么东西让本来好好的NB变了味，这一切只是NB自身的运动，是NB概念自身的必然展开过程，也就是NB从一开始就已经定好了的悲惨宿命（NB的自我否定：NB必然发展出ZB，进而被扬弃，变成没什么好NB的东西了）。因此当有人想逆潮流而动，在大家都意识到的情况下还试图来骗取大家崇拜，就必然被众人斥为SB了。
所以，对ZB的批判关键是要表明：ZB应当如何瓦解自身。当一个人在ZB被发现后坦率地自嘲说“我的确是在ZB”，并不因此就成了不ZB的，而相反他是在进行更深刻的ZB。这点其实大家或许都有体验。比如北京那个王朔，他的标志就是给自己头上扣盆屎之后再往人家头上扣盆屎，人人都说他是典型的无赖痞子腔，只是有一点比无赖好：他至少还承认自己是无赖。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坦率承认自己是无赖的行为才是真正无赖到骨子里的ZB行为：率先揭露自己面目，试图让人以为“其实他还是蛮坦率的，至少这点挺好的”等等（进而可能还会想“也许他面具背后那个真正的人并不像表现出来那样……”）。这和意识形态的骗局是一个道理，意识形态总是在人人以为脱离它的清醒状态下真正抓住人——让人以为自己很清醒，是为了让人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不清醒的“装装样子”中，以顺利实现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
说出自己在ZB的事实，等于在更深地掩盖着ZB行为，那这种ZB意识形态就是个死循环吗？我们无论多少次自我否定还是无法成为一个不ZB的人吗？显然情况没那么糟。当“通过暴露ZB来掩盖ZB”这个事实本身被揭露时，其实就已完成了批判。这完全不是个无穷后退的“恶的无限”，而是一个自我完成的批判过程。就像数学里的递归（想想数学归纳法），批判程序也通过重复几个给定的条件来完成无限的过程。在第二次揭示自身的ZhuangBility时，其他主体的姿态应当是对S的ZB行为不再产生任何兴趣，因为任何一种对该行为的解释都可以成为ZB递归链上的一个环节。
对ZB行为的无限反思等同于两度反思，但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意义不在数学上。SB之所以是反思三部曲的尾章，真正基于ZB行为的彻底实现。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ZB”的情况下，ZB本身成了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东西，进而转化成SB。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第一，ZB的二度“告白式”反思就是自我瓦解的标志；第二，凡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事，在反思的基础上再度反思（“再来一遍”）很重要；第三，SB并不应该完全当作一个骂人的词语来看，一个积极的SB意识在根本上应当是对NB概念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对意识形态挑逗的性冷淡姿态和穿越幻想的标志。
当然，最后也许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写这篇小文章本身是不是一个装逼的行为呢？”——答案应该很简单。 10月9日 Die Welle：略谈两种独裁与意识形态按：Die Welle是一部德国影片（中译名为《浪潮》），取材于一个真实的美国故事。1967年，美国的一所中学里，有个老师想让同学们对极权社会的专制性有感性认识，设计出了一个实验。随着实验的进行，同学逐渐卷入了一场可怕的运动中，这场实验运动的名字就叫做Third Wave。当然，出于影片的需要，Die Welle把故事背景改成了今天的德国，并稍微改编了一些真实的事件。
对于经历过二战的西方人来说，最可怕的社会形态首先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式的，其次是斯大林式的。尽管奥威尔让无数人对于苏联式极权社会有了相当的认识，但作为某种心理阴影，现代西方人始终困在两种幻觉中——他们觉得纳粹是所有恶梦里最可怕的恶梦，同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他们无法区分斯大林与希特勒。Third Wave实验远不仅仅让民主与自由的西方世界重新看到了恶梦的威胁，它对人们最严重警告似乎可以用一句话表达——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根本不取决于它是否被意识到，因此，它也正以被意识到而仍然起作用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意识形态。 这句有点饶口令的话表明了主观意识与客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能够意识到却无法行动，这表明了一种根本失败。对于意识形态如何抓住人的问题，我在前一篇文章的尾注里已有过说明，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认为自己因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而只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恰是一种虚假冷淡的意识形态态度。虚假的冷淡无法带来真正的行动，因为它不但在事实上推进了意识形态，而且进一步拖延并组织我们面对真相。由此，反对虚假冷淡只有两种办法——要么进行积极的否定态度，那将是革命性的；或者选择“消极”的真正的冷淡，拒绝一切从执行当中重新发现“意义”的诱惑——后者就是被精神分析治愈的患者态度。
显然的是，纳粹主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成长起来的意识形态似乎意味着它选了上述三条路的中间那条，也就是所谓的“纳粹革命”——希特勒带领整个德国走向一种“真正的行动”。这种行动对世界来说是创伤性的，创伤的结果就是二次大战以后谈“纳”色变。通常的说法是，由于德国人民真诚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他们用和其他国家相同的视角来凝视自身），所以他们真正获得了救赎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谅。但事实上，由于战后德国成了共享同盟国视角的一分子，他们不用在精神上继续成为罪责的主体，而是借救赎的机会和过去真正告别了——纳粹主义对有良知的德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一样，在最根本意义上都是“他者”的历史。另外，鉴于纳粹历史的创伤性影响，西方人多少有点回避提及纳粹，于是也就反过来把纳粹主义继续抬高成一种无以复加的恐怖政治之王。
但同样显然的是，纳粹革命与列宁革命在根基上完全相反。相比希特勒趁国内经济和精神混乱上台，列宁对于俄国危机的解决方式是彻底地拒绝妥协：必须在根本上断绝一切资本主义的诱惑，这种诱惑会把俄国杂另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换言之，纳粹在国民的迷徨选择了“犹太主义”作为危机的根源与出路，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就是统一国民意识形态的“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而列宁则采取马克思的方式，把“阶级”作为主能指(master-signifier)重新建构形势。两个人面对同样的危机，用两种不同方式给社会规定新秩序——以此区分了真实和虚假的行动。“纳粹革命”的虚伪在于它事实上面对资本主义自身真理的显露（国民经济困境与精神的现代性危机），采取了伪革命姿态，以一个虚假的能指（犹太人）为起点，掩盖了真相，延续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自我保护，是资本主义的真理，它展示了诞生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一种更深的伪装来掩盖并延续自身的。相反，列宁拒绝一种渐进改革的诱惑，在根基上铲除了资本主义，因此开辟了真正的新空间，为真正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这种行动才是真正的革命。
这样一来，从列宁革命到斯大林独裁的道路就必然遵循着全新的逻辑，而且无法在资本主义或法西斯绝境当中辨认出来——它和希特勒的逻辑完全异质。从法西斯问题的人性批判（把纳粹当作恶魔）到政治哲学批判（阿伦特的经典概念“平庸之恶”）以及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批判，都在努力认清一种现代性罪恶。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尽管两种极权都是可怕的，但构成真正“事件”的恰恰不是给西方人带来创伤最深的法西斯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而是全然异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苏联体制（它颠覆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并创造了真正的新事物）。两种本质不同的独裁政治不同的表现正缘于“缝合点”的不同：在纳粹的统治下，生存条件尚未完全缺乏保证，只要你不是犹太人，那么认同纳粹并顺从其统治就能避免许多危险；而在斯大林时期或者文革时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安全。在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中，主能指（可恶的犹太人）造成了敌对双方的仇恨，而东方极权世界里的主能指（阶级）造成了普遍的仇恨。“阶级”是一个比“犹太人”更空洞的符号，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确定的条件能判定某人的阶级归属，所以正是文革式的恐怖而非法西斯主义才导致一种彻底的崩溃：人之为人的一切条件都可以增加或废除，因为最终的决定性基础是空洞的“阶级”；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破坏，背叛是无限制的，这并非因为告密之类的事真能获得实际的好处，而是因为只有不停背叛过去才能为主体赢得意识形态上的安全感（因为阶级意识总是教导我们只有阶级关系是真正的关系，所以只有通过破坏与朋友之间的友谊为代价为组织尽力，才彻底证明我是正在按照阶级的意志行事，才可以免遭组织打击）。
换句话讲，“浪潮实验”实际上给人们造成了某种错觉，它警告说我们当今的自由与民主并不能真正抵御独裁的复辟。评论家大多认为，该实验揭露了人性的脆弱面，说明人们始终缺乏警惕与反思，实验的成功反映了美国教育的失误等等。人们总是倾向于研究某件事是如何发生以此来避免灾难，这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拒绝那些陈辞烂调，必须坚持批判的独特性：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性恰恰反映出，首要的事并非是去研究我们如何会陷入某种意识形态里——而是必须注意到“我们总是已经在里面了”。关键不是要防止“陷入”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开始就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并设法“走出”它。因此相比我初中班主任老沈的高压模式，美国人的浪潮实验并不是最危险的，它不过是用一种西方人对创伤经验的恐惧继续掩盖真正值得恐惧的事情。 10月5日 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二）：消除行动与阳萎的教育体制和初中班级完全相反，我的高中三年陷入了另一个泥潭。初中的班级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而高中班级里几乎全是优等生；初中班级以阶级斗争为主，高中则号称为了提高学习成绩不惜一切代价，大家被迫成为题库和做题机器。显然，能把优等生的天堂变成地狱的老师也绝非等闲之辈：老李同志风尘仆仆不远千里从齐齐哈尔来上海淘金，顶着全国优秀教师的光环，踌躇满志地想让他第一批上海学生成为自己事业第二春的敲门砖。
对于老李的看法，几乎所有人都大同小异：只知道成绩，别的什么都不管，当然，他自己教的物理是最要紧的，为了自己多讲几句不惜把其他任课老师挡在教室外面；无计划的心血来潮主义者，想到什么就立刻让全班学生跟着他上，然后上到一半自己不玩了大家也就跟着放弃；如歇斯底里症患者一般喜怒无常，不管他现在多么满面春风，你永远不知道这位老兄会不会在下一刻暴走……诸如此类的罪状当然还可以再数下去，但这些也许不算最要紧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早就应当随时间而逝的往事会让同学们在那么多年以后还是念念不忘，一提起来就火气很大？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像自己的几年时光都被他毁了，甚至以后仍长时间地感到阴影？
I.消除行动
和初中班主任老沈不同，老李并不算一个性错乱者（尽管他也乐意享受虐待的快感，但这并非是他的根本问题）。如果说老沈是完全沉浸在快感中享受自己，不关心学生死活的话，那么老李似乎是另一极端，他坚持唯成绩论，而且不仅仅是学生本身，甚至其他一切他都不关心。两人相同之处毫无疑问都在自我享受上，但不同的是，老沈并不真正相信对学生的教训有意义，他完全不管将来的事情，而老李则坚信，学生成绩提高就是真正且唯一的“对学生好”。一个坚持虚假的信念并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快感根源，另一个坚持真实的信念并从各种随机的心血来潮中获得快感。我们当然可以问：虚假的信念和真实的信念到底有什么区别？不过这并非我关心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老李，特别是，觉得他从我们这里剥夺了很多东西？
显然，要说不惜一切代价抓成绩，这事本身似乎并不值得过分讨厌。我们都明白，如果一个老师只是如此的话，他的用心显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为了纯粹的目标。但我们似乎发现还有些过剩的东西。老李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只抓学习不管其他”的人。当然，同学们都抱怨过他方法问题，几乎百分之百认为他是一个不懂得教育方法的人。但问题是，一个有良好愿望却仅仅因不懂得教育方法而好心办坏事的人，并非不可原谅，因此进一步的，我们会想到，是不是由于他的错误方法只会让结果和自己想法背道而驰，他明明应该知道这点却还一意孤行，因此让我们讨厌呢？可是，仅仅是结果错误也不会让我们如此怨恨他，更何况事实上我们最后几乎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进了理想的学校。我们不断埋怨他毁了我们三年甚至更久，这是为什么？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
老李完全看穿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种种谎言，他非常清楚中学教育到底是什么货色。他根本的指导方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反而应该被看作是被精神分析治愈了的、穿越幻想后的主体培养目标。但他并未由此走出，没有对教育完全表现出性冷淡，而是陷入了另一个悲剧，再次被教育的意识形态抓住：他以为自己聪明地看穿了教育制度的把戏，只要抓住关键（高考成绩）就可以了，因而对于学习以外的事情都不认真，到处玩即兴。但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正在于：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教育”，没有任何适合的教育方法能够承担起当今中国的中学教育模式。换言之，只有把“纯粹提高学生成绩”和“教育学生”彻底分离开来，并对前者采取冷漠态度（做一个冷血的老师）并否认后者（真正教育）存在的可能，才算是最终穿越了教育的意识形态。老李当然意识到了提高成绩的无聊的冷淡性，他也经常对一些事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觉得他们太当真，都很傻。许多规则他完全知道是虚假的，很多事情也完全是不重要的（别的老师最痛恨他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只把自己的事情当回事，别人的事情都不重要可以一拖再拖；但事实上，老李心里很清楚，那些好像很紧急的事情的的确确是无关痛痒的，他深知学校教育是狗屁）。他脑子很好，完全意识到教育的种种虚假性。但他并不够彻底，因为当他以为自己看穿把戏因而可以把教育本身玩弄于股掌之间时，它才真正成为教育意识形态的俘虏（参见尾注一）。同样，当他知道教育是狗屁但仍满怀激情地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时，恰恰陷入了自己曾经知道的谬误里：他知道提高成绩是应付中学教育的唯一目标也是唯一可行的事情，但他错误地让这件事情变得“有意义”了，并且富有激情地去做它——实际上他再次把这种完成任务的单纯枯燥的行为变成了“富有意义的教育活动”。
回到一开始我说的，老李最为人诟病的两个问题正是：只知道做题再做题，别的都不重要；还有就是想到什么就让大家去做，然后没有下文。尽管这似乎像两个问题（甚至有些矛盾），但其实两者是一回事，而且问题就出在后者上。我们常常会被赶去参加听课，或者搞某个活动，但总是弄着弄着就没了结果。所有这些积极活动不仅没有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反而最后让大家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我要去听这课？当初一起做这件事怎么做到一半就突然取消掉了？他到底要我们怎么样？这个答案并不能简单回答说“他真正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学习好，其他都不管”，因为事实上他的做法不但否定了其他一切活动的意义，同时也把最终的目标（促进学习）给否定了。“学习好”只是一个空洞的说辞，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的方法能够实现：不论是让生活更快乐，还是让学习更有乐趣或更富意义，我们可能找到的一切有效方法都被他取消了。换言之，我们是被剥夺了行动意义的对象，每次行动都是挫折性的。而老李在这里的角色表面上看起来是犯了个消极的错误（仿佛他仅仅是个“不懂得教育方法的人”），但其实他的真正姿态是积极的侵犯性的否定：他所努力的实际行动只是“取消一切可能的方法”，并最终使大家变得盲目和感到绝望（难道这不就意味着，老李是在以强奸犯的方式行动吗？）。他的行动事实上是“消除行动”(de-activation)，它所否定的最终是行动本身的“行动性”，让行动沦为一种被剥夺意义的无目的行为：“学习”不再有意义，除了机械地做题目，我们期待不到任何想象中的“好教育”，更不用说所谓的“学校生活”了（再次地，我们可以对比强奸犯凌辱的场景，其中也具有相同的结构：受害者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她被迫失去了一切意义，性行为沦为一种无意义的机械动作——更严重的，她遭遇到主体符号尊严的崩溃和身份的解体——这种经历还可能会影响到她今后正常的性生活）。
对于实现欲望的急不可待迫使他不断地陷入种种激情中，并将主体在行动中充分享受快感的事实直接暴露在学生面前，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堆被任意摆布的客体（参见上一篇文章的尾注，对“欲望”和“快感”的区分）。他常常会突发奇想号召大家做某件事，而当他意识到真相时（这些事其实没什么意义，它们只是打发时间的单纯行为），又立刻抛弃了它（因此也就让学生本人感觉到被抛弃）。这就好比一个正在性交的人，当他很起劲地干到一半时，突然反思起自己的行为：“我他妈的这是在干什么啊？这动作太傻逼了吧！”一种喜剧性的效果会使他顿时丧失兴趣，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快感也因为行为本身被猛然“发现”而丧失殆尽（突然间正视自己的行为，发现它在离开幻想以后其实什么都不是，毫无意义）。但做爱至少也得是两个人事，这种突然爆发的性冷淡对他人造成的后果显然是创伤性的：假如和你上床的人每次爽到一半就突然叫停走开，你会逐渐产生巨大的困惑和挫折感，并反思到自己仅仅是一个电动棒或者充气娃娃之类的工具客体。
行动本身的意义支撑需要凭借幻想结构，这是幻想对于现实(reality)建构的必要性，可是当幻想结构被不断破坏和废除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真实(Real)：或许我们所向往的教育事实上根本只是个谎言，而且这个空洞的教育甚至侵略性地阻止其他意义的产生。但这个遭遇真实以后的创伤被主体内在化以后，重新表达出来的时候却已经变了形（主体永远不可能把创伤内核“真正客观”地表达出来），而这个变形是以一个不存在的幻想支持的：我们下意识地以为，其实还是存在“正确”的教育方式的，学校生活以及教育都有它的意义，只不过老李作为一个偶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可恶东西，剥夺了本应当属于我们的快乐时光和中学生涯的积极意义。我们痛恨他，把他作为罪责的源头时，忽略了自己的幻想，导致这种幻想的根源是我们那时尚无法完全洞察清楚的教育体制的淫荡结构，此结构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乌托邦式培养计划。
II.试图掩盖自己性无能的教育体制，或论伤害与罪责
不论是对老沈的分析还是对老李的评价，都绝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学生反感他们，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对学生犯了错。不过这个罪责并不能简单判定为“实质性”的或是“非实质性”的。似乎世界上并不存在非实质的罪责，如果没有实质后果，很难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犯下了错。但如果要说这个后果“实质”在哪里，我们也绝不容易找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罪责的“实质性”正在于它与其后果的“非实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创伤性后果并不存在于现实中。这是什么意思呢？
尽管我们可以列举无数罪状，但毕竟不能否认，尽管那些令人厌恶的教师深深影响了我们，但不论是老沈还是老李这样的班主任，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其实都没有真正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更多是被“精神地”影响了，而这种影响却也不见得波及到今后的人生轨迹中。就我观察而言，至少绝大部分同学，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发展还是和以前一样，并没有戏剧性的变了一个人（详细论述见尾注二）。事实上就算在当时，每个人内心都或多或少有了很明确的对抗意识，只不过一种创伤性影响植根以后，我们已不可能再用貌似纯洁的不受污染的“客观”眼光看待教育问题了。
老师能影响学生，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不过却是极其偶然不可预期的。我们能够预期的只是非常平凡的毕业升学完成一系列教育。对人格的塑造其实并不是教师个人的能力，而是社会环境使然。作为社会结构中非常独特的教育机构，它的目标据说是要培养一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个体——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依靠教师。但在这点上，老师本人很容易卷进某种幻觉里头：他们据说有着真正的能力，而且承担着真正的义务和责任。
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已经讲过，对于教育活动的某种创伤性认识，让老师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并且一部分不懂得转移精力换事情做的人就不得不通过虚假行动来维持自己有意义的存在表象。但是这种无能只是更大的符号阉割的一个表现而已。教育活动本身就是这种已被阉割的结构。教育意识形态把戏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让教育工作者对于自己的罪责有最终的托辞，但同时作为开脱罪责的相应结果，教育体制必须自己来承担后果，这时它自身的真正困境又可以再度通过教育工作者来掩盖。这就是教育体制诡计的辩证法：事实上作为符号体系的教育体制和作为现实个体的教师不但不能分开，而且还彼此交换幻象，互相开脱。
教育体制的诡计是多重的，当我们发现老师可恶的虚假积极性以后，我们被两种幻想钳制：一方面我们对教师本人感到痛恨，希望有个好的老师来拯救我们；另一方面，当我们把责任归咎于教育体制时，依然没有放弃一个基本幻想——似乎还是存在着某种真正的全面发展素质的“好的教育”。这种双重幻想使得人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否定过当今中学教育的意义，尽管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厌恶它，但仍然为其保留着一点正面价值。当然，这里绝不能理解为，我在提倡大家都不要读中学，统统小学毕业就去扫大街算了。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必须再次强调一遍，当我们说出“中学教育”四个字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被教育的意识形态抓住了，教育的意识形态希望人们相信的最小内核就是：学校提供着某种教育。我不想说什么是教育之类的问题，因为凡是读过《四书》或者知道德文词Bildung意味着什么的人（或最起码读过《师说》），都应该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现在的中学里都不存在教育。必须明确区分“教育”和“制造”。记得陈克艰先生曾经跟我聊起“灵魂工程师”这个说法，当人们默认它是个褒义词的时候，就不用再谈什么了。现在的教育究竟应该是Educating还是Manufacturing，这个不难回答。
教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内涵，它是失去规定的空洞之物，也就是说，这套体制根本上是性无能的。他假装显得自己很积极主动，很有创造力，培养出了很多人，以此掩盖自己的阳萎性——没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进过学校和没读过书的人是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非由于教育是主动的、创造性的；相反，教育体制本身是在“被动地”改造着学生（它是一套被设计好的制作程序，产品通过该流程炮制出来），而教师在这点上完全和整个体制合拍了：任何一个起初有抱负的年轻教师，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被体制磨平成为一个性无能的教师，他必然是不受体制欢迎的，迟早会被轰出去。教育意识形态假装通过把教师无能、教育不力的罪责归到自己身上，是为了显示出好像教育体制还会有主动犯错误的能力，好像它还有点性能力，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最后，我们必然发现，作为集体的教师其实和“抽象”的教育体制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符号特征，前者是后者的表象罢了。对于教师犯下的错误，决不能简单归结为他们背后的教育体制，作为人来说，他们罪责难逃。同样，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就是清白的，只不过从小就被灌输了各种成见——很多时候往往真相就在眼前但我们就是不愿意看见，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受了那些老师的折磨导致我们失去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才证明了实际上“邪恶的教师”是个创伤性概念，是受到创伤影响的扭曲的结果。没错，他们的确有罪责，但这和对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无关：他们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只是让我们遭遇到创伤的真实，以及随后为了抚平创伤而引起的一系列幻想，使我们对本来就空无一物的事情感到失落。作为逻辑结论，像老沈和老李这样的教师当然就不可能对学生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后果（更详细的论述见尾注二）：因为他们作为阳萎的教育机器的代理人，本身也必然是阳萎的，所以他们的虚假积极行为从来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要紧的后果。而正是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后果，证明了他们罪责的实质性特征：教育机器始终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罪行，从无意义中产生快感并直接消费它，同时掩盖其淫荡面。
因此，坚持真正的唯物主义姿态就必须抛弃一系列虚假的区分：作为形式的教育体制绝非是抽象的符号，我们不能以为教师的集体失职是某种抽象的教育体制观念在背后作用着；事实毋宁说是，教育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符号的物质化，它在现实地影响着教师和学生；而学生也正因此不可能是完全清白纯洁的受害者，他们在对往事的回溯中必然有创伤性的扭曲，这种扭曲本身也影响了他们对教师真正错误的清晰认识，使自己也同样被种种幻想所蒙蔽，从而提出种种不确切的指责——于是老师们就在这种不着靶心的枪林弹雨里继续逃避着，为自己的罪责开脱。
尾注一：
意识形态是通过双重手段将人捕获的。在最平凡的意义上，它让你相信灌输给你的那一套并跟着它做。但在一个更深刻也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恰恰通过一个“超意识形态”的内核发生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的“I know，but…”结构。我们都会有这种经验，在反思的时候明明知道这是欺骗，但实际行动时仍然下意识地把它当作“真的”：明明知道货币只是符号和一般等价物，但还是会做一个拜金主义者；明明知道各级领导说话基本都是放屁，但还是会根据他的屁去做，因为“尽管我心里很清楚真相，我不相信他，但是别人也许会……”；明明毛主席是不可能万寿无疆的，但“别人也许相信”，所以就跟着喊吧免得自找麻烦……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真正力量在于，最终造成的情形（大家都听领导话，群众高喊口号等等）并不是简单的表象：它不仅仅是主观的表象（“我其实并不相信，只是装装样子……”），而根本上是一种“客观的表象”。也就是说，这种实实在在的情形本身正是支撑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性”存在——它已经是被物质化了的符号。尽管我们也许真的意识到了货币只是表现社会关系的符号，领导人只是个什么都不是的空洞代表，但我们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却见证到这样一个奇怪事实：那些东西真真切切地向我展现着巨大的力量。因此这个主观性（“我只是装装样子”）实际上是“客观的”。在这个“客观的主观性”作用下，意识形态自身就分裂出了一个“超意识形态”的内核：正是超意识形态的部分才使得人们尽管能和意识形态主结构保持一定距离，但还是被它彻底俘获。也就是讲，意识形态通过双重步骤实现自己的功能：首先展示自身，让人意识到它并和它保持一定距离，接着通过超意识形态的部分创造出一系列客观的表象，直到这时它才彻底抓住了人。
尾注二：
的确，经历过那种恐怖高压的很多人也许无法接受这个结论：凭什么说那些恶魔般的教师没有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难道我的同学中没有人因为初中的经历而对一切和政治沾边的东西感到反胃吗？难道没有人因为高中的“消除行动式”单向度机械化操作而失去对学习本身的兴趣吗（成为学习上的性冷淡者）？
但这些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尤其是受到创伤性影响的人，在学生和老师、学生与教育制度整体对抗的问题上，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受扭曲的视角。我们总不能“客观”地看待事情，但同样认为假如不受创伤便可能找到客观中立的视角也是错误的。必须再次强调一点，精神分析的一个深刻结论是：在任何一种对抗关系中，根本不存在不受扭曲的中立视角，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叙述对方，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一个污点。只有局外人可能“中立”地看问题，但这样一来，却又错失了关键的对抗性，所以中立一方什么都无法真正看明白。
换句话说，假如仍然坚持认为某个老师的具体做法才是造成某些后果的原因，因而怪罪某个老师，那么我们就在两个层面上犯了错：造成我们如此反感的并不是做法本身（高压式恐怖式管理，消除行动的意义……），而是他们侵犯性的施虐性的快感。当这些快感直接暴露在我们面前并迫使我们接近真实，我们便感到一种绝望的恐怖。由此而来，我们对老师本人的归罪也就错失了目标，我们始终没有把他从无意义的虚空中得到的快感作为核心；而如果我们接着就匆忙地把错误归结为体制问题（没有一个老师是好的，因为体制本来就不好……），那也同样上了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认为老师对我们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他们造成的真正伤害是让我们以为失去了某个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学校生活、更好的前途……）——教师造成的伤害并不是实质性的，但教师们的罪恶却是实质性的：他们把本来应当是无意义的空洞行为变为有虚假意义的享乐，从虚无中榨取快感并将其他主体（学生）变为纯粹被动的客体，一边蹂躏着客体，一边掩盖其淫荡的本质。罪恶的实质性也因此伴随着伤害的非实质性：让我们始终在幻觉和真实之间挣扎，陷入无力、失落甚至绝望。
另外必须指出，反复强调伤害的非实质性绝不意味着伤害是虚假的、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这种非实质性伤害的结果是严重的：它会以“幽灵”(specter)的形式从创伤的真实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缝中冒出，它会间歇地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回归，使主体经常受到创伤真实的威胁。因此受过某种创伤的人经常会在某种状态下突然被吓住，或者睡觉时被创伤的恶梦惊醒。幽灵是无法被物质化的，它也不是什么符号形式的存在，而是真实界借以显现自己的一扇窗口——幽灵通过其难以把握的特征展示了真实界的巨大影响。反之，很多在中学阶段并未受到过教育体制（教育体制通过物质化为教师行为的方式）带来的严重创伤的人，实际上并未获得与真实界直面的机会，他们被另外一些幻想（经历）所遮蔽，因此与对抗性和创伤性保持一定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看到这两篇文章觉得激动难忍，有的人觉得没什么特别感受。当事人与局外人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是否接触到对抗性的内核才是决定性因素。一旦成为对抗一方也就意味着创伤性前提和扭曲的视角，但这才是唯一可能通往真相之路。
作为方法论的总结： 我两篇文章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什么要用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清算中学教育的原因如下：只有从对抗的某一方出发才能进入对抗的真相，同时必须批判一切老生常谈和想当然的立场，所有这些立场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幻觉的牺牲品。对这些立场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精神创伤的一种揭示和治疗过程（作为当事人的我显然也不能免除）。走出意识形态幻觉的时候，就是精神分析治疗结束的时候。只有我们完成并不断完成批判，才能够“穿越幻想”，达到对现实的冷漠态度，消除幻想带来的一切快感，避免罪恶与伤害。 10月3日 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一）：性变态与教育体制的淫荡性虽然见过很多老师，但毫无疑问对我影响最大的肯定还是初中和高中的两个班主任，而且我相信，对我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来说，也一样。这两个人，几乎就是中学教育弊病的经典范例，也是时代变化的缩影，而这段时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从中学毕业以后，每次和老同学说起他们都是长篇大论，但说到底也无非就是些牢骚，并没有什么批判性的认识。真正说来，在老师身上表现出的东西，远比时代性之类的东西深刻，也远不像我们当时理解的那样。
I.性变态 初中的班主任老沈是一个快要退休的教师，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改行贩卖官方指定的fx-82型计算器了。关于他的事情，知道的人不用多说，不知道的人也不必再知道了。显然，在学生的眼里，把班级当作文革时期的中国进行管理，并把自己居于毛主席位置的人，恐怕除他以外这辈子也很难再有幸碰上第二个了。虽然那时同学们并不非常清楚在班级这样的一个小圈子里搞什么互相监督制、工作汇报制、贴四人帮标签等等，究竟有什么意义，但大家依然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人是如何在极权社会里生活下去的。记得有人说过，从那个班级里混四年出来的人，都比别人更成熟更能适应社会。尽管我对这个看法并不同意，但显然同学们对于师生之间的关系从此有了些认识和把握。老沈的教育理念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坚持先红后专，反对白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勿要资本主义的苗。只有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过关了，才可以谈别的。
反对这种理念的老生常谈是：这种教育方式必然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一味强调遵守纪律的灵魂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学生实际上只会是一群政治正确的笨蛋、一切只是班主任的一场无聊游戏等等。这种说法我听很多人都讲过，似乎很有道理也很显然，但在最关键的地方，这种意见并没有抓住点：试图通过教育来帮助“坏学生”改正缺点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不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心理学上的原因（比如说，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从来就不可能在心理层面改变一个孩子的习惯，无论怎么教育，大部分孩子并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来吸收并改进自我，他们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改变），换句话讲，根本问题完全不在于教育理念引起的效果上，而是在于教育者本人的潜意识里：老师本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想要改变学生，甚至当它把这当作一场实验游戏时他也从没想过要打通关！不论老师如何承认他的教育本意（我是为学生好，如果学生遵守纪律的话，我不也可以轻松吗……），但在潜意识里面，他从来只秘密地希望保持现状。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有的班主任几乎都有这种经验：刚才还是乱轰轰的教室，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因为老师进来了。这种经验的一个反思结果就是：学生的真实状态和在老师面前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学生来说，自然和真实的状态恰恰就在那种混乱吵闹的氛围里，一个打破大家自然状态的人必然是大家的不速之客，是不受欢迎和不必要的存在者。所以在这里，作为主体的班主任遭遇到了自身的空虚：作为班主任的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学生中，在于他和学生的关系，但恰恰在这里，他被排斥了，因此沦落为一个其实什么都不是的主体（我的身份要通过学生确定，但这个身份下的主体却正好不被学生接受，那我算什么呢？）。这个僵局是导致主体开始行动的原因，但这正是齐泽克所谓的“虚假主动性”的例子：通过虚假的积极行动（对班级的过度管理，没完没了地找学生训话，在办公室罚学生写检查弄到大家都很晚才回去……）来回避一个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去掩盖这个真相：主体事实上是缺席和无能的（学生的正常生活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老师来多管闲事，班主任老师“教育”几乎都是多余的，以至于班主任最终几乎被视为多余的存在）。总而言之，正因为发现自己的身份是空虚的“假东西”，就必须拼命行动以显示这个身份仿佛是实实在在的一样。
换言之，如果一切真的就像老沈同志希望的那样，同学们个个都遵守纪律，他没有把柄可抓，真的“轻松”了，那他就要被迫面对自己的空虚和无能的真实情景，也就是拉康意义上的“真实界”(the Real)，那将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为了避免与创伤性真实遭遇，老沈唯一的选择就是迫使这个现状维持下去（班级里总有好学生和坏学生，坏学生总是不听话，老是违反纪律，他不得不来监管），这是他作为班主任行动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是他不停地向学生显示自己存在和权力并且享受快感的条件。班级里总有不遵守纪律的学生，这仅仅是因为，不得不有一些学生必须要被指定为“不守纪律”。这个必要性的大小取决于教师本人对于权力快感的享用要求：当一个老师在教室后面偷窥并“发现”那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时，他就是在享受快感，这种快感尤其在学生发现他在看着自己的时候达到最大：无论学生是否在违反纪律，当他发现老师在看着自己时，必然会恐慌（按照拉康和齐泽克，正是在这一点上，偷偷监视自己学生行为的老师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窥阴癖，也是虐待狂）。
作为虐待狂的老师，实际上只是一种更普遍的意识形态的例子之一（这种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极权主义体系中）。老师对于学生的过度训诫的伦理姿态是：我是为了他好，我知道罚他站，罚他写检讨，他也很痛苦，但我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好吗？这是我的责任……。拉康主义对这种极权主义伦理姿态的理论批评这里就不详述了，但结论可归结为一句话：以责任本身为借口履行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
这个结论的深刻之处可以多说几句。而当学生受到训斥，把引起自己不安的罪责怪到老师头上时，老师的托辞是：这不是我的错，没有办法，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借口实际上把责任的担当者（本应完全是自己）转交给了“他者”(the Other)，也就是转移给了那个不是任何人的纯粹空洞无物的“责任”自身。现在把那个抽象的“责任”当作靠山，自己本人作为它的代理人，老师就可以在避免责任感（也就是罪恶感）的同时，把他者（本来应该是纯粹的、空的东西：“责任”）变为一个淫荡的对象，在那里产生快感。另外，必须要注意的是，他者成为了淫荡快感的制造者以后，主体必须还要通过某种行为才能真正享受到那种快感。该行为的实施过程就是训斥的场面。当老师在以“教育学生是自己的责任”为理由坚持训斥学生时，绝不能理解为“老师不顾学生感受，仍坚持训斥学生”。在这里要点恰恰在于：老师是充分顾及学生感受的。正是因为充分顾及了学生的感受，他在训斥学生时，可以不断观察学生负面的情绪和反应：不安、羞愧、恐慌。这种引起对象惧怕的表现正是训斥者充分获得快感的源泉。显然，不断被教师折磨而又依然如故屡教不改的“坏学生”，不就和萨德伯爵笔下那些经过无数折磨却依然青春美丽的受害者一样吗？对象必须受到惊吓与折磨，对象也必须完好，这就是理想化的虐待对象的两个条件——不断地过度监管并训斥学生、希望他们都能遵守纪律、有着美好愿望的人民教师，不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虐待狂吗？（进一步的论述参见尾注）
很多同学都认为，老沈同志从60年代末就开始教书了，也就是说，他的教育生涯是以文革为起点的，一定是受到过文革带来的根本影响，受到过冲击，使得他终身就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正确为指导方针。这种看法的确有些道理，但不够彻底。如果说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使得他成为一个性变态的教育者，那只是因为在文革时期，他正面遭遇了自己的无能和无意义（文革时期教师和学生的权力地位正好是颠倒的），这种创伤迫使他掩盖一个事实：在现下的中国教育体制里面——无论是70年代还是90年代都一样，不同在于真相被压抑和被表现的方式——以“灵魂工程师”自居的班主任在本质上是令人反感的、多余的存在。老沈所害怕的真理恰恰在文革时通过学生公开说出来了：老师需要被打倒。对于如今的学生采取文革式高压，正反映了老沈的歇斯底里症状：以为自己的人格和主体地位被文革剥夺了，迫害他的学生从剥夺中找到了快感（这也的确没错），因此，主体的复仇就是以模仿当初环境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迫害情景，但这次居于虐待狂地位的是自己，自己要从当初的迫害者（作为符号对象的无差别的学生）身上窃回快感。这个报复的逻辑是潜意识的，未必会被主体意识到，但必然会通过行为表现出结果。
II.中学教育体制中的淫荡结构
很明显，对这位初中班主任的分析结果也必然可以一般化，因为很多老师——如果不是“大部分”老师的话——尤其是担任班主任的、有一定教育理念的人，多少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性变态。难道我们没有经历过受到不公正训斥和监视时的种种奇特心理体验吗？难道我们不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真正理解老师的所作所为吗？进一步说，难道大多数喜欢教训学生的老师不都是无法真正理解心里的“教育冲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我只不过是有幸遇到了一个纯粹的范例：老沈这位班主任在享用快感的表现上过于明显了，他从不真正在乎任何其他事情，因此才能更好地成为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受快感支配的主体——或者说，通过他才更好地表现出了中学教育体制本身的淫荡结构。
显然，在中学教育的环节里，德育和智育是核心。但同样显然的是，真正有用的只是智育：成绩是一切，其他皆狗屁。但是就因为成绩以外是狗屁世界，是空无，所以那里才诞生了快感结构。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学习成绩和其他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根本的断裂，绝不是像官方口号里讲得那样互相促进全面发展，事实上成绩好坏和其他表现彻底无关。这句话的消极理解就是，无论在促进学生学习以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读书好的还是读书好的，读不好书的再怎么教还是笨蛋一个。真正影响成绩变化的除了任课老师就是课外环境，但无论如何总归没班主任啥事。老师当然都心知肚明，尽管形式上都会坚持另一套。也就是说，对于成绩以外的东西的操作很自由，不会真正影响到什么；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空间是自由的，它于是必然转化为一个空虚乏味的无聊场所（既然我什么都能做，不用担心什么，也就意味着做什么都一样，我的行为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教育结构的简单化和单一化造成了实质上的空虚，这种空虚引起的焦虑四处弥漫，波及到了所有当事人。大部分学生们在失去学校生活意义的情况下——真正以追求成绩为人生意义的孩子还是很少的——都在退而求其次寻找别的意义：打球，打游戏，谈恋爱等等。相比之下，其实老师的处境更艰难，因为中学教育是他的工作所在，尤其是做班主任的，他们更无处可逃了。为了抵抗主体的匮乏和无意义，虚假的、维持快感的行动就会出现：枯燥无聊的工作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充满乐趣的事情，人生的意义（尽管是虚假的）就“重新找到”了。像老沈这样的尽管是少数极端分子，但更多的老师在某部分上也依赖于相同的快感享受和意义填补，否则他们忍受不下去。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层面上的淫荡性和快感，因为它们所支持的“幻想”(fantasy)结构是必要的，不能指望老师们都通过精神分析治疗来“穿越幻想”(going through fantasies)，彻底抛弃虚假的意义和动力。问题在于，如此一来就把矛头简单地指向体制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长久以来就喜欢通过一大通论述以后，得出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结论“根本问题在于体制（或者社会、资本、现代性……）”，从而直接错过了关键问题和自身的责任感。教育部门不也早就认识到了体制的问题吗？他们不也一直在搞形形色色的体制改革吗？说他们太蠢，“应该改的地方老是改不了，没必要的地方乱改”，那也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教育部门的行动也是虚假主动性的表现，但他们通过“改革总是改错地方”首先要掩盖的第一个事实是：其实不存在任何需要改的地方，教育体制是个彻底错误的东西，不存在改进的可能。而这个事实揭示出来的正是大众对教育体制的幻觉。
因此，在更深层次上，虚假改革的行为掩盖了一个根本幻想，一个双重的幻想：它使得人们误认为在个别教师的淫荡性背后有一种抽象的“体制本身”存在着，这个抽象体制才是万恶之源——以此将作为个体的老师们同作为背景的教育体制分离开来，使得他者（教育体制）能够在“根源上”承担我的过错。换言之，体制的淫荡性恰恰在于它故意表现出自己装模作样的一面（只关心成绩和升学率、假装改革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没用），以此来分离体制与体制内的个体，从而为体制内的人（傻逼一样的高层官员、淫荡的班主任、老师都收学生贿赂的潜规则……）真正开脱罪责。淫荡的教师因此陷入的正是这双重幻想，在表面一层被揭露出来以后，仍然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摆脱困境：“无论如何，错不在我。”
教育体制通过假装分离人与事来掩盖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的真相，为老师的快感找到深层次的辩护词，这才是它最淫荡之处。写这些东西绝非是要因此提出什么正面的建议，因为人人都知道并不存在什么有建设意义的方案。我的意图很简单，仅仅是要表明，在既定的教育制度下，淫荡的快感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的。
尾注： 我的论述方法基本引用了齐泽克的理论，但我认为，齐泽克在把极权主义者（包括像老沈这样的教师）仅仅与虐待狂联系起来的时候，忽略了变态性的另一面：极权主义者只有对他人实行惩罚的时候他才是一个虐待狂，而当他对自己行为进行反思和辩护时，则是一个完全的受虐狂。也就是说，主体对于客体的关系是虐待狂式的，主体对于自身的反思性关系则是受虐狂式的。当主体为自己行为（屠杀人民、虐待学生……）开脱辩解时，在反复强调这是自己的责任时，他不也会感到自己同样很痛苦吗：“难道杀那么多人我不痛苦吗？但还不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事业……；难道把学生骂哭以后我不痛苦吗？但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如果以为这是主体虚情假意的伪装，那诚然是有可能的，但并未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在最核心的地方，施虐者的态度恰恰可能是真诚的，而正是他真诚的感到痛苦才暴露了他是个彻底的受虐狂，而对他实行“虐待”身份恰恰是他自己的反思意识。
这点反过来更精确地定位了性行为中的受虐狂的本质。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在性行为中，趴在地上被性虐待（鞭子抽、滴蜡烛油、灌肠、放尿……）的“奴隶”是个受虐狂(masochist)，而虐待他的人（往往是“女王”）是个虐待狂(sadist)。但真相是，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女王”是一个纯粹的被性幻想构造出来的客体，是为“奴隶”服务的：主人其实是奴隶，奴隶才是主人。受虐狂真正支配着女王，只有他才是实在的主体，女王真实存在与否根本无关紧要，她的必要性只在幻想中，受虐仪式中真正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只有自己（的幻想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和拉康都说过“不存在性关系”，任何一种性交都只是手淫的变体。奴隶享受快感是通过幻想自己处于无能的地位受到任意的支配来实现，而对于执鞭刑的女王来讲，她则需要通过反转的受虐幻想来享受快感：幻想自己在支配奴隶，同时投射自己到无能的主体身上，同时体验他的无能感。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受虐作品（A片或者动画）里发现，一会是奴隶被女王虐待，一会女王又变为受虐者。正是受虐地位仅仅通过一个幻想结构来倒转揭露了真相：其实无论是奴隶还是女王，都是受虐狂——存在的不过是两个受虐狂而已。在两种受虐场景中，也只有后者暴露了真相：真正需要虐待的其实是女王，当奴隶趴在女王面前受虐时，他不过是在不断延迟真正的欲望，通过一个幻想来抵御欲望并榨取快感，一旦欲望实现了（奴隶转而虐待女王成功），巨大的快感也就消失了（受虐电影变为了一部普通描写性交场面的A片，也就那么回事了）。以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拉康坚持认为“欲望”和“快感”是互不相容的：实现欲望就等于消除快感，享受快感就意味着要不断推迟真正欲望的实现。
问题是，一个极权主义者（或教师），如何既是虐待狂又是受虐狂呢？显然，我前面说的正是两者绝不能同时存在，不可能存在一个受虐狂和一个虐待狂合作的场景（受虐狂仅仅通过让对象恐惧而获得快感）。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极权主义者如何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他必须通过一个时间上的间断，通过事后的反思来过渡到另一种变态类型，而在两种情况下他都不曾想过自己和真实(the Real)遭遇，他除了成为快感的奴隶，并没有期待更多东西。 9月11日 地球的最后一个月？一 2008年9月10号某时，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式启动，历时20年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物理实验开始了。这台对撞机在性质上远不同于以往，它将带来的可能不再是普通的新型粒子。它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瞄准大爆炸理论去的，它将检测当今最尖端的物理学-宇宙学理论。关于这台机器和实验的消息到处都是，最近更是铺天盖地，我就不多说了。 这台强子对撞机的建造始终伴随着争议声，很多科学家认为它将带来灭顶之灾。其实纵观历史，这种质疑多次出现过：第一次原子弹实验就在当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有人觉得原爆将点燃地球大气，或是产生难以想象的无限大爆炸或是辐射灾难云云；第一次对撞机实验也是差不多同样的理由引起恐慌。今年的超级对撞机被称为“末日机器”也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预计这台机器将产生的瞬间能量接近宇宙大爆炸，既然如此，瞬间会产生什么难以预料，以当今的科学理论能估计出的结果并不多，而且所有这些“科学理论”离真相还差很远，基本上都还处于门都没摸到的阶段，正需要像这样的实验来解答，但“理论”至少告诉我们，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世界末日。搞笑的地方就在于，不论是支持方还是反对方里面，都有不少科学家觉得可能会搞出黑洞或奇异粒子，毁掉我们这个地球，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理论结果能表明“不会出现人造末日”。就在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能证明可能会死，但无法证明必然不会死）引领下，实验开始了。 不得不提一下，有些学物理的人很鄙视那些不学物理的，如果有人说“理论无法保证我们不会被炸死”，他们会反问：“那根据量子理论，我们还有一定可能在一瞬间以后消失呢。”但这个反问显然忽视了问题实质。担心人造黑洞毁灭世界，是对一个可选择的行为的评价，因为人类命运至少一部分还掌握在自己手里；而量子理论导出的“存在一定几率，人能够瞬间消失或穿越一堵墙”，这个只是纯粹理论的结果，跟人类实践没有任何关联。换言之，我们担心的并不是不可控的事情的发生，而是自杀的可能。 二 9月10号的第一次全轨道实验看来很成功，而且没事，很多人非常开心，嘲笑那些杞人忧天的家伙们。不过，全轨道实验只是看看轨道对粒子束的控制情况，真正的撞击压根还没进行，要到一个月以后才见分晓。科学史上的“杞人”并不少，我前面就说过，20世纪的数次物理实验都搞出了不少瞎担心的笑话：即便是物理学家也有从杞国来的。这次的对撞机当然也让欧洲核子中心费了不少心思做风险评估，评估的结果是：撑死也就炸几个坑出来。从逻辑上来说，这种评估结果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杞国科学家担心的并不是什么能量问题。能量有多少，破坏力多大，一算就知道，这种问题在今天简直是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了。真正吓人的是黑洞或奇异粒子，这却是评估方撑死都估不出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完全是理论结果，而且是非经典的东西，它们到底是什么，表象为什么，没人知道。但我们至少在理论上知道，黑洞本身未必有巨大的能量，它只要有一定体积一定质量就可以，它的可怕仅在于一个字：“吸”。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大撞击下，产生黑洞根本不是什么mission impossible，而要是到时候真有了黑洞，人类的最后一句话大概会是：“这理论还真他妈对了耶！” 赞成实验的科学家完全同意，我们无法对未知的结果作出任何预计，正因此，我们才要撞。引一段新闻里的话吧：参与这试验的ATLAS实验室发言人詹尼说：“我们将进入一个物理学的新领域，星期三是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科学家希望，借助于强子对撞机的巨大能量，发现在理论模型中形成物质质量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这个粒子的存在与否，关系着现有的宇宙理论能否站得住脚。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艾马确信，这大规模的试验会在揭开这些秘密方面取得大突破。 乐观的人有两条基本理由：首先是正面阐述本方立场：人类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诸如“探索发现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OK，这些陈辞烂调就不多废话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反方保守派的攻击：第一，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上由于保守造成的危害（然后列举史实罪状），第二，杞国的保守主义和开心一刻栏目的内在关联。事先危言耸听的警告和担忧都成了紧张的人们在长舒一气之后的谈资：先是指责对方：“搞啥啦！弄得人家神经兮兮吓得要死”，然后是后来跟人说起这事时候的讥讽：“有个SB还说自己是搞物理的，自己都不知道搞点什么东西”。 但以上这些完全只是个开头，保守派被杞人化了以后，最终的结果是，反方的立场被正方拿来作为支持自己的有利证据。反对派与实验支持者之间的对抗被完全吸收了——“是的没错，你们的担心很合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是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你们也知道，所有那些担心事后都显得很可笑，完全是杞人忧天”——真正的对抗因此没有了，反对意见被贬低为一种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的意识形态，而真正的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高歌猛进了。 三 不过反对意见并未真正消失，尽管在很多时候它被压制了，但同时它也寄生在乐观主义者当中阴魂不散，以或隐或显的、变了形的方式起作用。目前至少可能有五种极大伤害人类的方式——核战争，温室效应，石油危机，天体撞击，科技发展的未知结果带来的危机。第一种几十年前几乎发生，后来幸好是“保证相互摧毁”的核军备原则使得大家都敢不动手了，第二第三两种年年讲月月讲，但显然情况始终在加速恶化。最后两种危机去了哪里？去了电影里。 年年都有灾难片，多得我都不想举例了。讽刺的是，世界头号危机制造国也是头号灾难片生产国。灾难被戏剧化地保持在离观众一定的距离之外，而且无一例外的赋予了好莱坞的标准结局：尽管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还好一切都过去了。这里面的问题，齐泽克讲过太多，这里就不啰嗦了，只提几个重要的点：首先，要注意灾难片中受难者的地位：他们处于一个表面上很悲惨但最终可以被忽略的境况中，影片最后，所有的牺牲只是成为一串符号（墓碑，总统的演讲……），没有成为真正的创伤（也就是对观看者没有造成任何心灵上的伤害）；尽管一再强调幸存下来的人们with grieve and loss，但实质上，看片的人们是without grieve and loss的，灾难对观众可能造成的伤害被影片中的人物完全吸收掉了。因而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灾难片正是以这种方式消解了现实中真正的灾难，灾难本身、它对人类的伤害，以及人类心灵遭受的创伤，全都被吸收掉了，难以忍受的人与自然的真实对抗统统成了娱乐和消遣——看完《后天》以后，人们可以长舒一口气，然后一边谈论着热量和废气的过度排放造成的结果“好可怕呀”，一边继续享受着空调带来的“清新舒爽”。最后，我们可以仔细回想一下近二十年来的灾难片，大多都是关于——或者更准确的说——不是关于什么题材的。像《后天》这样的片子其实并不多，更多更热门的还是幻想色彩更严重的电影：比如人工智能危机、生化危机，各类天体危机，外星生命入侵。而在非幻想的危机电影中，大部分则仅仅是和局部地区个别人物有关的自然危机。相比之下，很少有片子关注真正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毁灭性危机。火烧眉毛的问题被不断地推迟，悬而不论，当下急迫的热销的灾难片都在一个劲地预测更遥远的未知的奇特事件：假如外星生命来杀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假如太阳不发光或是地球不转了，我们怎么办？要是某种人造病毒被制造出来并被某个邪恶组织散播开来了，我们怎么办？由于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人体器官和生物与机械的混合组织也开始有了眉目，再谈论这些就不够科幻与灾难了，这些东西已经无法作为“灾难问题”存在了，人们需要更吸引眼球更爽的“灾难设想”。 曾几何时，克隆技术之类的东西的确作为可能的灾难让人心里不踏实，但现在这些都是放在谈判桌上只供一部分专家去搞的安全课题了（比如说“让我们来研究研究其中的伦理问题吧”）。而当今真正值得全球人关心的事件却由于某种原因几乎很少受到大多数人的关心：大家都知道，照现在这样下去，海平面什么时候会涨到吞掉一大片陆地，全球气温气候会发生极大变化；大家也都知道，石油用不了几十年就没了，而真正有效的替代能源还摸不着边——可是当问题真正严重的时候，人们却似乎反倒不关心了。 四 如果说，很多人并不太担心这次对撞实验的后果的话，可能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未必会有什么黑洞。第二，就算有了黑洞，要死大家一起死。恐怕后面那条才是终极理由。使人不怕死的原因，从来就只有两个：一是死亡离我们还远，二是大家一起死。 海德格尔对死亡本己性的现象学分析只反映了死亡的某一面，他穿越了常人的意识形态，进入了最本真的死亡。不过这种穿越并非是直面与批判“死亡”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必须要反转海德格尔的目标，要直接面对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正是意识形态才让人们躲避了真实的恐怖，找到了避难所，而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真正的危险。尽管人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一般并不相信自己会在可预见的将来死掉，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人相信自己的“永生”，人对眼前事物的筹划，都是以“不会死”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在潜意识里，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会死。所以说得极端点，在意识形态里面，死亡恰恰是“必然不”的，个人也并非“向死的存在”，而是永远存在。其次，死亡最可怕的是本己性，也就是让人遭遇到真实的孤零零的个人自己的死亡。但假如这些可怕的景象可以被模糊掉，那死亡的恐怖性会大大降低：逃离本己性，躲进意识形态中——不管如何，死亡都不会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一个人去死而你们还活着，这是无法容忍的，但要是你们也活不了，那我心里会好受很多——难道我们或多或少不都是“要死大家一起死”主义者吗？ 正是意识形态的避风港让人忘却了真正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忽视了真正的危险”。不敢正面讨论可能到来的真实灾难，一味地扭转身体回避掉（“也许不会出现黑洞呢”），或是通过某种变形的方式谈论（“我们还是来讨论《生化危机》和《异形》吧”），造成的结果就是不断推迟了对灾难的严肃的正视。这种正视的缺乏使得科学家群体的心理天平失衡，原本的“科学精神”和“伦理关怀”完全成了“科学精神”的某种变态形式，最终和电影里的那种疯子科学家无异。如果说现实中的科学家同“疯狂的邪恶博士”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因为电影由于种种原因不敢正视科学精神本质中的疯狂因素，硬要把它剥离出来，和个人道德绑在一起，归咎于某位邪恶科学家，从而拯救我们的现实，因为邪恶博士的潜台词是“现实中的大多数科学家是好的”。 只有破除了意识形态迷雾以后，我们才能看清现实当中有无数危机，它们远不是什么悠哉游哉的事。由于缺乏正式灾难的勇气，使得危险的科学实验才可以顺利进行，尽管其中也存在着微不足道的小小阻碍。人们的“我知道，但是……”思考模式，让制止灾难的行动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实施过：我知道做这些事会产生很多环境问题/我知道买盗版会让正版市场萎缩最后大家都不受益/我知道……，但是我不做别人也会做，况且……。 对大多数人来讲，正是因为世界危机被谈论得太多，因此它反而是个“狼来了”式神话：毁灭人类的危机永远不会真的到来。但我们只要想想当今的科技水平就可以了，难道做一个毁灭世界的实验还不容易吗？人类当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的话就能控制住吗？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恰恰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能完全控制自己知识的时候，尤其是当科学已经越来越逼近非经典领域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人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知识意味着什么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侥幸躲过全球核战的危机，但我们还能躲几次？以后反物质武器技术成熟了，我们也能保证不出问题吗？科学实验遵循的逻辑是冒险的逻辑：一方面，它永远只基于可知的事物，可预测的条件，另一方面，它永远只探究尚未能完全把握的事物。前后两项是不对称的，后者比前者多出来的未知部分必然具有冒险性质，不管如何评估风险，总有超越把握的存在。上帝从来就没有给人类下过什么保证，保证他们不会作出毁灭自己的事情，当人类一次又一次重复超越自己的能力和能量，寻求划时代的突破，谁能保证这样的冒险每次都不会带来灭顶之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实验的目标之一是试图发现所谓的“上帝粒子”，仿佛这是一次想撩开上帝面纱的行动，一座通向天界的新巴别塔。但不论是希腊神话还是希伯来神话，都禁止人知晓主神的秘密：看见宙斯面容的瞬间，就会化为灰烬；而耶和华更是完全不可见，即便是他座下最高阶的炽天使也仅能正视他的光芒而已。 启蒙运动以后，人类不再相信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更别说什么不允许知道的事了，凭什么不许我知道？的确，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允许的了”，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包括造个超级对撞机窥探一下宇宙的终极奥秘。不过别忘了，后来拉康反转了这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不能做了”。这句话的意思很复杂，我不想在这里解释，不过末日机器给出了一种简单有趣的解释：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人们可以随意做实验，然后人造黑洞诞生了，因此一切都没了。 如果说，一个月以后地球没有了，那一切都没有了，人类用自己的知识和欲望埋葬了自己，这是一出历史精神的悲剧，尽管这场戏或许几十年前就应该上演。如果说，一个月以后全世界仍然歌舞升平，那并不表示人们可以高枕无忧地嘲笑杞国人民都是傻逼，因为同样可怕的真相是：人类划时代的实验催生了划时代的自信，以后就更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阻止缺乏自制的人类向最终灭亡飞速前进了。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打破的僵局，只能看着它自动走下去，整个世界就像是欲望和意识形态的自动机，如果要问这台自动机为什么关不掉，那是因为另一个悲剧的存在——that is，“杞人忧天”至今仍被当作贬义词。 相信虫洞理论的人问道：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了一个黑洞，那么它的另一头是哪里？ 补充：
这篇文章写的太急了，回想起来，发现文章里并没有把黑洞的性质加以区分。其实这次会撞出黑洞来是理论上的推算结果，几乎必然会，但理论上认为，这些黑洞很小，也很不稳定，会立刻蒸发掉，这点我忘了写了，因为事实上反对派科学家也当然知道小黑洞的问题，但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万一会出现那些质量和体积较大，而且稳定的黑洞。人类关于黑洞的知识至今几乎还完全处于纯理论阶段，模型一个接一个，但比扯淡好不到哪里去。理论推算到底对不对还不知道，本来就是因为要验证这些理论是否对才做的实验，所以出现意外事故，产生异常的大黑洞并非不可能，我文章里面说的黑洞其实指的都是那种大而稳定的吞噬者。
今天再次读了齐泽克的书，讲科学本质的一段。他也是讲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不是和欲望联系在一起，而是欲望的另一面，快感。最深处的东西莫过于欲望和快感两种，只不过看清楚科学本身的快感也许更彻底一些。
科学的快感也就是它最本质的东西，它作为纯粹快感的机器，是不会考虑任何后果的。从快感和欲望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就是一句话：科学，受它本身的快感驱动，只顾自己的享乐。它的行动只是为了满足它本身的欲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我对齐泽克的补充仅仅在于，对于科学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他们充当了科学精神的工具，成为某种无形精神的牺牲品，而且还在于，他们在搞科学的过程中，也无意间给自己，也给大众制造了种种意识形态的幻觉，这些幻觉想蝉丝一样越缠越密，搞得人在反抗科学精神本身的恐怖之前，早已陷入了窝里斗的悲剧，在自己人里面纠缠不清，最后的boss大战更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离拯救越来越远。
必须再次重申本文的基本观点：由于实验逻辑根本上的冒险性质，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作为坚持这次实验的充分根据。真正支持着实验一往无前的，是欲望和意识形态的宿命机器。
8月12日 忘川之水·神の園～Del regno～快二十年了吧，不管以后还有什么外传和骗钱计划，至少，从一年级小学生追到奔三的年纪，终于还是看到了圣斗士的结局。虽然看到后来，这部片子的进度几乎成了千年等一回；虽然看到后来，动画越来越像笑话，什么的东西都会被拿出来恶搞一番，弄得自己也觉得它看起来的确就是那个意思，每次看着都笑死；虽然看到后来，里面一个个角色说话速度越来越快，好像小强和众神最后都想快点打完结束回家吃饭，令人无语；虽然很想长舒一口气，但不知为什么，最后一集的片尾动画一出来，有些惝然若失。
被骂了二十年的纱织终于披上了她真正的衣服，很美。
被叫了二十年的不死小强总算挨了宿命的一剑，挂了。 沿着Lethe顺流而上，“不可见者”Aides，也就是Hades，和他的王后Persephone居住在永恒黑夜的彼岸。冥界的极乐园，是梦的国都，存在于那里的，既非生者亦非死灵，既非凡俗又非神圣，而是生死之外的不可说者，Alogos。难以言表却令人流连的境地，召唤着有梦之人，唯有让幻想的羽翼来承载我们这些幼小灵魂，才能通向Elysion。圣斗士，从古希腊回归今天的圣徒，带给孩子们一幅绚烂的宇宙画景。
最后的画面，天上闪着五个星座，五件圣衣，一位女神。星座之光正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我们生命的记录。Lethe之水净化万物，除去了一切回忆与幻念，超次元通道终末，只有一座神的花园，还有那纯粹清澈的Aletheia。 8月11日 金属、音乐与其它（五）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一支捷克的乐队写点什么，当然不是为了他们，而只是为自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爱乐经历。但始终就没动过笔，纸上已经写下四篇系列文章了，但还没轮到他们。没次听的时候就有写的冲动，但基本那时都在车上塞着mp3，等到下车时候一切想法早被满心欢喜冲干净了。
Lykathea Aflame，这个玩票似的只出了一张专辑《Elvenefris》就GG的东欧团伙，让我奇迹般地只记住了乐队名字却没有留下任何别的文字印象的团伙（如果不是今天要写下来，恐怕连专辑叫啥都忘了），是我除Emperor和Opeth之外的最爱。说最爱其实夸张了，就一张专辑，连人的长相都没见过，不可能爱的。爱的还是音乐。
记不清几时听到这张碟的，当时就给刻进神经元了。很难形容那时的心情，未必是“喜欢”，但总是放不下，常在听腻各种音乐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啃一遍，不要多，就一遍，对音乐的腻烦感和乱七八糟的扭结的小情调就烟消云散。没有想过里面的道道，但就是粘着不放。后来几年慢慢地不听金属了，别的音乐也不听了，但这张专辑仍在mp3里留着。曾经给很多人推荐过，但没有任何回应。的确，这样的乐队和专辑，恐怕没有专门的广告，是不会被人注意的吧。这个世界太大了。
世界大有大的好处，我们能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好东西，但很多好东西因此一辈子无缘。所以渐渐觉得能听到这样可遇不可求的音乐是种幸福，更何况这样的音乐，世界上只此一件。只此一件的东西其实挺多，但未必都是好货。而我要说的是，《Elvenefris》不是“好”所能形容的。它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风和日丽的景色，在车上看一路画面向后飞逝的感受（有钱坐Maserati当然感受更好更强大），平静、温馨、愉快。每次听都是这样的心情。
如果只是看金属百科全书上的介绍，恐怕无法相信这一点，因为“技术死碾”似乎并不是一种美丽明亮微风习习充满情调可以调情的风格。作为技术死碾乐队，Lykathea恐怕只能用“奇观”来形容。本来Technical Death/Grind就是世界上最变态最困难胜任者最少的金属风格，要想在里面玩出花样还要玩的好，能想到的大概也只有一些时候的Cryptopsy了。而Lykathea完全不是这思路，他们中东风格的基底上，并没有像Cryptopsy那样加各种花哨变态的技法和多样的创意。这帮捷克人唯一独特的地方就是那感觉，那境界，就是如Cryptopsy之流一辈子都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Cryptopsy们更像通向Lykathea的一个中介，是必须要经过但终究被扬弃掉的环节。
这张一个多小时的专辑在最点题的尾曲中结束，安详而光明，没有让我误会。 音乐需要的，最终还是感觉，或者说的再彻底一些，是感觉的感觉。作为听者的我，享受这样的幸福时刻就可以了，并为曲终人散感到满足。 7月28日 星相与星盘满世界铺天盖地的星座运势，各色各样的心理测试，眼花缭乱的情感小知识，铺天盖地排山倒海。尽管这些东西本质上完全相同，用术语来说就是打着心理学幌子的商业行为，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事件，但男男女女还是乐此不疲。对此类现象我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了，也没什么必要说，所以不多扯了言归正题。 星相学(Astrology)，又称占星术，是天文学(Astronomy)的前身。它和天文学的关系，如同炼金术(Alchemy)之于化学(Chemistry)。而且无论是从现象上还是本质上，这两组对象都几乎一模一样。关于这些东西的历史和关联，资料甚多，这里就不说了。 一般人喜欢问的星座，严格来说实际上是星相学意义上的，无关天文学。自从星相学成为古代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的显学以后，对于星座的看法就已经固定了。当初两河流域的人把黄道等分成十二区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十二星座。但是，这个看法一直就没有变过，不管这几千年内的天空如何斗转星移，经典的十二星座表还是这一张。但从天文学上来讲，由于岁差，每过71年，生日所对应的星座就会差一天，长时间下来当然面目全非了。 所以根据1928年国际天文学会的规定，“星座”和“宫位”就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星座日期要按照严格的天文学来规定，而传统的那张星座表上等分的“十二星座”就成了天文学意义上的“十二宫”（而在此之前星座和宫位是一样的）。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只有到了那时Astrology和Astronomy两个概念才是彻底分开了。换言之，星相学里的十二星座其实是天文学里的十二宫，是等分的、经典的、固定不动的，而天文学里的十二星座是一直在变动的。星相学自身也有十二宫的概念，但这就牵涉到具体的占星方法了，此处暂且不论。Anyway，星相学跟天文学完全是两套概念系统，浑身不搭界。在学理上分清楚星相学和天文学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会犯低级错误。近年来有一件引起国际占星界很大反响的事情，就是冥王星被2500名天文学家用投票方式给投出了大行星圈子。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来，星盘上那颗冥王星还算不算数？其实这问题真傻到家了。再比如说，自从哈迪斯被轰出去之后，太阳系大行星是八颗了。不过现代星相学里面，大行星有十颗，地球不算在其中，除了八大行星外，还有太阳和月亮；古典星相学里面，还要少掉三颗当时没发现的远地行星，但即便在今天，还是有很多厉害的星相学家利用古典系统的。 星相学之所以又称占星术，是因为它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用星盘算各种各样的运势，大多时候是给人算，但也可以给群体、社会、地区、甚至地球上的事件算（当然这比较玄了，大家听过算数）。星盘是星相学里的核心道具，历史上当然有过无数种星盘了。现在由于天文学和计算机都很发达了，所以用电脑软件制作星盘很方便，几个数据一输入就出来了。国际上流行的星盘软件有好几种（我用的是Astro32）。 说一件很多人关心的事。外面那些星座运势文章到底有没有道理？理论上来说（如果你觉得占星还是有点理论的话），如果这些文章写得好，并非没有道理。我一直喜欢拿星相学和中医作比较（这个话题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详细说），星相学家写的一些东西的确可以看看，就好像一本医学经典，能指引人注意一些东西，教给人一些基本知识。但是不可能指望看了《黄帝内经》以后你就华陀再世了，读了《本草纲目》你就能拿拔颗草往人嘴里塞了，星相学文章也是一个道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这里说的是好的星相学文章，而不是现在网络上那些一抓一把的感情测试。那些测试实质上是样本并不够的、到处摘抄加自己异想天开的、先天地就不可能全对也不可能全错的东西。至于里面的心理学机制我就更不用说了，最后结果几乎就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了。 真正的占星是什么样的呢？占星技术越是高，就越是私人化，它所牵涉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经验，而这个人经验除了默会的部分以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法被科学化的，也就是说，尽管可以从统计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合理性，但是对某个具体的占星师来，统计原则不能解释一切，这里有神秘的东西存在（当然这神秘的东西恐怕就难言说了）。占星方法和结论，原则上都是不可能写成某种公式的，它非常依赖于某个具体的占星师和被占星的人，依赖于交流、依赖于特定时刻的特定理解与解读。占星术只有在最终的意义上才具有普遍性！！！可是看看我们周围的文章吧，全都是公式化的表格化的东西，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可靠和有益的指导，而这一点恰恰违背占星的基本原则。我说过，喜欢看运势文章的人和喜欢看星盘的人是没有交集的。这并非是说真的没有一个人会同时干这两件事，而是说，这两件事在原则上是相悖的。 另外必须说的是，我从占星的角度反对星座运势的时尚，并不代表我就很支持占星术。作为一种爱好，我对占星和炼金都有兴趣，但如果是作客观的评述，我并不认为这些是很好或很必要的东西。它们与中医尽管在许多性质上有相似之处，但最大的最关键的不同在于，中医是救命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学问。况且，在这个技术产品本身成为迷信和崇拜对象，而科学本质却越来越不为人所知的年代，我宁愿提倡远离这些东西。 7月23日 故人旧事时不时会想起一位故人J，尽管我和J也并非深交，但毕竟做了多年的同学，他的经历也常让很多同学深思。 我一年级的时候，家里拆迁，于是想转到浦东的六师附小上学。但是这所小学是当时浦东最好的小学（现在可能还是），而我家又不在附近，不符合就近入学的规矩。家人对学校领导说，希望能让我入校，因为我有些特长，将来可能会为学校争光云云。教导主任就问我有什么特长，答曰算术。教导主任冷笑：算术？算得快吗？好的我知道了。 第二天，老师就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里，给了我一张卷子，上面布满了加减法的题目。过了一会又来了个小孩，老师就跟我说：你们两个一起做做吧，给你们五分钟时间。然后开做。显然，五分钟根本不可能做完。于是乎，时间到的时候我就做了一半。 我的确是算的快的，虽然那时并非无敌，但也几乎没有对手，从小妈妈就教我算术，五岁的时候三位数乘除法就不在话下了。可是，那天的经历的确让我颇受打击。因为当我交卷的时候，瞥了一眼旁边那个人，着实吓了一跳。他几乎全做完了。这人就是J。 我本来以为转学之事byebye了，没想到后来老师非常高兴的把我收了进去，说我数学不错（当然，“非常高兴”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家长的通路子工作很到位）。我不错的话，那么J又算什么呢？ 后来一些好的学生进了珠算班，就是整天练习打算盘，心算之类的。J是个变态，打百子（就是在算盘上1加到100）居然只用27秒。这是个什么概念，只有打过算盘的人才知道。那时我才知道，当初老师叫J来和我一起做是为了让他测量一下我速度，其实他的心算在一年级的时候已经非常厉害，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最多只是算的快点，但对他来说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题目看完答案就出来了。 大约过了一年以后我就觉得打算盘非常无聊了，有一天就当场把算盘砸了出去了。后来听说他们经常参加比赛，还拿了很多奖。当然毫无疑问，J比其他人都强很多。 三年级在CCTV的现场表演中居然看到了J，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校的事情。他表演的就是当场做四位数以下的加减法。一长串数，主持人边报，他边听，下面有一群人按计算器和他比速度。结果等主持人报完，他直接出答案了，下面一群人过了五六秒才按完。我们都说，J的心算已经天下无敌了。过了几年以后听说外地也有些小学生如法炮制搞那种心算，但我们都不care了，在我们心中，J就是唯一的心算之王。 J的母亲是那种管教非常严格，非常傲慢的人。这让他也带上了傲慢的习气，平时和他说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像和偶像说话，他爱理不理的。不过我也一向就不鸟这种耍大牌的人，所以和他关系并不好。三年级以后，数学好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搞竞赛，他也参加，但成绩从一开始的优秀慢慢滑到了中等，这使得他也不像以前那么拽了。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分到了一个班，大家平时都以竞赛题度日，J的心算优势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彼此之间也就少了些等级差异，大家关系都还比较好。 初中我和J也是同校，他在我隔壁班。听说第一年的时候，他妈妈就和班主任大吵了一架，说班主任根本不懂教育（他妈妈是一个化学老师），其牛B之程度，令人瞠目。后来J一直就被历位班主任冷落，同学和他交往也不是很好，从小养成的一种多少带点傲气的腔调总归让人有点不爽。他一直都知道原委，但恐怕很难改过来。 J还是有零星的表演、现场秀，但无论是人气还是意义都不比当年。初中的时候他成绩就已经越来越不好，最后上高中不知是考进去的还是保送的，不过毕竟还是留在了本校。 J母亲每次来学校的时候仍是一如既往的牛B，仍是十年如一日地在家长面前无限夸耀自己儿子的风采。高二的时候J留级了，听说是生病，休学一年调养生息。 读高三的时候他又回来上课了，我经常在乒乓房遇到他。他的球路很怪，对输赢态度也比较奇怪，赢了几个球就有点拽拽的，但每次说话时又极度不自信，总觉得人人好像都能看穿他不过如此似的。 我大一的时候回过一次中学，见到了J，问他想考什么大学，是复旦还是交大。他说肯定进不了的，还是想考同济。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不管他成绩差到什么地步，总是有他当年的辉煌时刻。我以为J并非不聪明，只要用功，应该能好起来的，所以有点失望，只能说了句：祝你好运。 J究竟是什么病，我大约是去年才知道的。听说是在做一道立体几何题的时候盯着题目想了两天，结果精神分裂了。当时听了非常震惊，尽管觉得很正常，但还是很震惊。渐渐地这种感觉变成了惋惜和遗憾，但总是忘记不了。 不知道他现在如何了，问了一些人，没人知道。也许这就是遗忘吧。一种最痛苦的遗忘。祝福他，也祝福我们自己。
7月14日 Life Given, Life Led
生活形式有两种：自为的和他为的。 无疑，这种说法似乎既简单又武断，生活形式千变万化，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事物太多太多，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以为自己了解了一切。很少有人会只为自己不为他人，反之亦然。那作这种区分又有何意义？ 但是，具体的情感和生活形式并不是我所关注的。一个人到底是属于自为型的还是他为型的，并不可能在某种细腻的情感、繁复混乱的念想当中看出来。一切只体现在决断和取舍中。 决断包含着一切思考、判断与行动，它体现了一个人的最深处的观念。人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决断究竟是什么东西，自己难以改变的、根深蒂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决断甚至会和最深的情感背道而驰，不想放弃的，还是放弃了，不想得到的，却在追求。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生来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改变，有没有某种缘分。因为人无法预知未来，所以自然会问：假如一切的一切最终都是注定的，那和它们都不是注定的难道不是一回事吗？说一切在根本上都是注定的，却没有办法预测未来，那其实完全没有说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不是的。自由和前定，在逻辑上是否是一回事，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时间里，所以，未来只能被希望，过去只能被执念。人最珍视的也就是往昔了，念念不忘那些留恋之人，也就是不忘记自己。“我”之为“我”，总是因为他人。有人说，如果能看破前定的意义，也就不会再怀念逝去的情感，只是，人很难做到。而这种困境却是人珍贵的东西。 未来是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吗？对宿命论者来说，会不会努力，是注定的吧。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么强大，可以改变什么，可以想通什么。只要命运之线仍旧延续，一切都不会变。思想和情感总在两条道上，互相不能改变对方。以为自己看破了什么，只是思想的事情，真正能破掉执念，是情感的原因。情感的性质是与生俱来的，是天意，人靠自己的力量，能改变思想但改变不了情感。 是植根在自己心中，还是把生命交付给对方；是让自己来支撑一切，还是以他人为源泉；是自为的生命，还是他为的生活。这个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但答案太困难。或者，也许……答案就是命运本身的展开。没有人能够告诉别人他的命运如何，甚至也无法回答自己。 命运像光也像线，彼此独立却又相互纠缠。我仍然会依着我的前定之路，因为本来就没有人能脱离开去。你也如此。 Bless Thee 7月2日 谈谈逻辑(修改版)虽然号称是“逻辑学”专业的，但从来没有向群众们坦白过这个名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点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人人都知道说话要有逻辑，但真要问什么是逻辑，恐怕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我显然也没资格说自己的答案就是对的（因为诸如什么是数学、哲学、政治、社会、音乐、游戏、战争……blablabla等等，永远都没一个标准答案，除非你信仰新华字典或辞海）不过既然有人叫我写点逻辑史的东西，那就顺便把这“逻辑”二字交代一下了，也算是普及一下逻辑和逻辑学的基本观念。长是长了点（我blog的特点就是文章长啊长……），不过要是对逻辑有些兴趣的话，还是能从头到尾读完比较好啊。。。
一、逻辑之源 “逻辑”，英文logic，来自希腊文logos。这个logos起源于一个古老的动词lego（意为“采集”），logos基本意思是说话言谈，也引申为“说出的话”，以及“理由”或“道理”（当然，从lego是怎么变成logos的这里暂不追究，海德格尔以来这些东西被炒作得太多了，我们不去管它）。在基督教时代，logos获得了新的含义，变成了上帝说出的“圣言”，英文里面就直接把这种意义上的logos翻译成word，德文里是Wort，中文里翻译成上帝之“道”（比如《约翰福音》的第一句）。
说这些词源学的东西和我们现在所讲的“逻辑”有关系没？可以说没多少联系，也可以说关系极其重大。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专门搞逻辑学的人，知不知道logos和lego都不重要，就好比搞数物化的人根本没必要成为一个对自然科学有深刻认识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现在这篇文章恰恰就是要对逻辑有些本质认识，那么从logos到logic的过渡就直接涉及到我们是怎么看待“逻辑”的，也就是说，逻辑到底是关于什么东西的：它只是人们的思维形式和规律呢，还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的呢？只是在讲出来的话语里的东西呢，还是同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呢？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很明确地把logos定位在天地万物之中，logos是天地万物显现的根本条件，没有logos一切都不可能（adidas的广告词也不可能）。更早的西方哲学创始者们，那些被后来人称作“自然哲学家”（希腊文叫physiologoi）的大师，也是持同样观点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古典学研究表明，最早的那批思想家绝对不是像现在那些哲学教科书上写的，仿佛一辈子的思想就是一句话：万物源自水、万物本是气……他们对万物本源的探讨恰恰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工作是对宇宙(cosmos)、自然(physis)、天道(logos)以及城邦(polis)之间的关联作出统全的研究。总之一句话，早期的希腊思想家基本对天、地、人之间的logos之运作采取了统一的看法。逻辑教科书上所谓的“逻辑就是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对希腊人来说纯粹是扯淡。
二、从古代到近代的逻辑：形式与概念
尽管logos很早成为哲学家的课题了，但直到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学”。逻辑学的爸爸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三段论具体就不介绍了，很多书上都有他的三格十四式列表，这里只强调一点：他的三段论尽管只是（人的）正确推理的模式，研究三段论是他的逻辑学核心，但是，这些推理模式的正确性与必然性是建立在三个更初始的原理之上的。在他看来，这三个原理（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就是比任何一个具体的逻辑系统更初始的“模式”。尽管最后那个同一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明确提出过，但从他的文本中还是可以明确发现他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三个原理是不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我认为是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没有这些原理就不可能有任何正确推理，那么如果承认这些原理，逻辑就绝对不可能只是主体的思维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这三个基本原理是来自事物本身的。在三段论的研究中，他也认为，尽管推理形式本身没有问题，但要使推理成为真的，必须要对每一个前提都有确证。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从头到底坚持的立场是经验性的。当然，我们可以问题逻辑本身是否要求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只谈亚老的逻辑观。
从亚里士多德往后两千多年，作为形式的逻辑本身并没有多少发展。尽管经历了希腊化时期、中世纪、近代，逻辑学也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更多是在对概念的规定上。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把逻辑分解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三部分，那么只要逻辑系统不变，其下的判断和推理在传统框架下是不会有多少改变的。而概念就完全不同，它涉及的是一切对语词本身的规定，这规定究竟是抽象还是具体，之间的差别极其巨大。一般的逻辑对词语和概念的规定都是限定性的、固定的。这种情况下概念就可以按照一定的结构进行判断和推理，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概念规定是抽象的，一经定义就OK了。还有一种是对概念采取具体的态度，把抽象的确定的概念仅仅作为一个暂时的环节，它会在变动中继续发展，就像从种子到开花到结果。最著名的例子就在黑格尔那里，他把“概念”的地位被扩展到了极大和绝对的程度，一切事物都是概念，无所谓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思维，对立的差别的东西都可以扬弃掉。所以在他的逻辑学中，事物的辩证法和主体思维的逻辑完全融为一体，辩证法也是思维的辩证法，逻辑也是客体的逻辑。因此逻辑就是概念本身，除此无他。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黑格尔式的逻辑观并不和通常意义上的逻辑矛盾，因为他绝不否认概念的抽象阶段，在那个阶段，概念的确可以被纳入某种固定的形式系统中；他只是强调，重要的并非是抽象的时候，而是变化本身，这才是概念的生命。事实也的确如此，从古到今没有哪个概念是不变的，每每在经历一次变化后又会产生新的东西，词还是这个词，意义却完全不同了，人类的观念就是这么发展的。当然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还远不止人心中的观念，世间万物全都是概念，全都是精神的外化，全都有生命（不过这里不多说他的绝对观念论了）。黑格尔那里没有逻辑和哲学的区分，尽管他的理论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而非逻辑学，不过他认为这就是讲逻辑，否则你还想怎么样。但问题是，理论上似乎并不矛盾的观念实际上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逻辑学方向，概念究竟应该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甚至要不要考虑“概念”这玩意儿，决定了我们把逻辑作为形式的逻辑结构还是就把它当作概念本身的发展过程。
毫无疑问，黑格尔式的逻辑学不可能被当回事，逻辑学家要都是黑格尔主义者那就完了。花了一小段篇幅讲他只为了说明一点，把逻辑的存在论性质仅仅定位在思维的东西上是没有道理的，不管是哪种逻辑学都强调：逻辑，从存在论上来看都是共属于一切存在者的，它的对象涉及事物（客体）和它的实践涉及人（主体）。后来的人又给逻辑的对象加上了另一种离传统有些距离的新东西——观念（客体）。
三、现代逻辑
如果前面说了一大堆还是没让不清楚逻辑为何物的人变清楚，那么现代逻辑经过德摩根、布尔、弗雷格、罗素、哥德尔等一堆牛人发展以后，就非常明确非常干净利落了。这一百多年的逻辑学发展远远超出过去两千多年，无怪乎不少现代逻辑学家都认为以前的逻辑压根不值一提。
按照Susan Haack比较公允的分法，逻辑分为五大类：现代逻辑之前以三段论为根基的叫“传统逻辑”，当然，还有一种被很多人不屑一顾的，是近代以来从培根那里发展出来的“归纳逻辑”，形式化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叫做“经典逻辑”，以模态逻辑为基础的一大类逻辑叫“扩展逻辑”，而还有些比较奇怪的逻辑（比如连排中律都不承认的直觉主义逻辑）就归到“异常逻辑”里面了（最后两种逻辑统称为“非经典逻辑”）。传统逻辑的观念前面基本介绍过了，但还必须补充一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切形式的逻辑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与灵魂：那就是“必然得出”的思想。三段论模式的确立是历史上第一个“必然得出”的模式范例。后来的绝大部分逻辑都以这个思想为主旨。也正是因为康德与黑格尔的逻辑，以及培根的归纳逻辑中，都不含有“必然得出”的思想，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现代的逻辑学家，不认为这些东西是真正的逻辑，充其量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当然现代归纳逻辑还是有不少人认可的）。下面介绍的东西仅限于经典与非经典的逻辑，当然他们实际上也几乎就是全部的现代逻辑了。
(一)经典逻辑
现代的逻辑毫无疑问都是形式的、符号的，而对于“什么是逻辑”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莫过于给出一个命题形式系统L的定义了：
1: 一些符号。～（否定），—>（蕴涵），p1，p2，p3……（无限多个命题变元）
2: 公式集。定义是递归的，也就是说， (i)一切命题变元都是公式。 (ii)如果A和B是公式，那么～A以及A—>B都是公式。 3: 三个公理模式（略）。 4: 演绎规则MP。 这是形式系统L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可以得到L的一切定理。我们似乎可以说，研究形式系统（比如命题系统L，谓词系统K等等）的学科就叫逻辑学。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个定义需要精确，那些没有解释的符号系统算不算逻辑是有疑问的（比如Susan Haack），但我认为，恰恰是在像L这样的最基本的系统上我们才能开始看清楚现代逻辑乃至整个逻辑的本质。
现代逻辑学家基本都认为，逻辑关心的是一种论证形式的有效性问题，对于什么是“论证”，什么是“有效”都要有明确规定。逻辑关心的是形式本身而不是内容，它关心形式有效而非题材是什么。这就直接把逻辑的存在论维度放到了和传统完全不同的位置上：逻辑的存在论已经不再重要和本质，逻辑的对象问题必须在形式的基础上考虑，对象问题至多只能在语义层次上进入逻辑学范围，而根基处的语形问题则不涉及对象。因此二十世纪对这些语言和逻辑，存在和思维的看法像是倒了过来：对语言的分析的方法是从逻辑和语形开始，而传统的存在论问题必须在语言之上才能讨论。尽管在语用转向以后，日常语言本身的地位似乎成为第一位了，但事物、对象的存在论性质却再也回不到朴素时代了。
经典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出发点，它的系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数学就是完全建立在一阶系统之上的结构，但从发展和应用上来讲，还需要有更多的逻辑才能满足需要。而且，从逻辑学本身来讲，经典逻辑自从哥德尔给出的几个元定理之后，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太多问题（尽管哲学问题还有一些），所以许多逻辑学家纷纷开始转向非经典逻辑的研究。
(二)扩展逻辑
扩展逻辑最基本的理论是模态逻辑。这种逻辑关心的东西不再仅限于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了。亚里士多德早就发现，我们在说“必然”、“可能”、“不可能”等词语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出了一种极其重要断言，这类断言指出了命题本身的一种性质。比如说：“他可能不会打游戏”、“我必然是游戏高手等等”。这和简单的陈述句完全不同，它追加了一种东西上去，这东西就叫做模态。模态逻辑是在经典逻辑之上增加两种模态算子（L和M）得到的一种新的逻辑，L表示“必然”，M表示“可能”。对于一个命题p来说，p、Lp、Mp分别对应着p的三种模态情况：现实的、必然的、可能的。在基本的符号之上增加不同的公理，就会得到不同的模态逻辑系统，这些系统在实际情形中有不同的用途，逻辑学家只管造纯粹的系统，而其他人则按其需要而使用。
从模态逻辑的基本构想可以发展出各种相似的逻辑，如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相对于纯粹的模态逻辑来说，其他几个扩展逻辑都是有其深刻的经验性基础。这些逻辑的诞生反映了西方逻辑学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从事物本身抽象出结构，从经验中抽离出来；再从抽象的结构出发去理解事物，重新回到经验之中。但这种先分析后综合的思想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在实用的逻辑中尤其明显。比如在遇到某个伦理问题时，难道有哪种道义逻辑可以解决问题吗？这些逻辑都面临着两类困难：逻辑系统本身存在着蕴涵怪论，可以推论出许多荒谬的结果（比如从“我应该上学”推出“我应该上学或者烧掉学校”）；同时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也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处理模式可当作万金油用。逻辑学家对第二类困难的关注程度可以没有那么大，因为实际的运用本身并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但前一类困难绝对是逻辑学的耻辱，系统内部会产生违反现实的荒谬结果，这还算好逻辑吗？
(三)异常逻辑
“异常逻辑”实际上并不是同一类性质相似的逻辑的总称，没有人会认为直觉主义逻辑和相干逻辑会有什么关系。最早的异常逻辑也许就是直觉主义逻辑了，它的形式有非常直观的特点，那就是它不承认排中律。不承认排中律的逻辑是可能的吗？难道还会有是非之外的第三种情况吗？尽管要完整回答这些问题恐怕需要很长的篇幅，但是就事论事地讲并不困难。
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作为逻辑学的基础的，它们是逻辑的存在论根基，但前面已经说过，现代逻辑并不注重对象本身的存在论设定，因此这样的元假设并不必要。在形式系统L中，这三条原理只不过是三个普通的定理而已，可以从公理中推出来。因此现代逻辑中最根本的东西只是系统原始的符号、公理集和推理规则，这些要素决定了全部定理的范围。换言之，只要改变其中一些东西，完全有可能让某些传统死认不放的东西变得无所谓。直觉主义者认为排中律是我们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我们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一个东西会变得如何，但总是相信它要么会那样，要么不会那样。但只有我们能够证明它时我们才会知道，否则不能断定任何一种情况。既然不能断定任何一种情况，我们却说它必然是这两种中的一种，这个结论是基于信念而不是合法的推理，因而是无效的（这涉及到直觉主义的认知理论，这里不介绍了）。直觉主义者并非认为真的有所谓的第三种情况（三种真值），他们只是强调，除非给出一个构造性的证明，否则说“或者是A或者不是A”并不合理（也就是说这个结论不能从公理系统演绎出来）。必须注意，他们认为排中律不成立，并不等于就此承认了有第三种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无形当中还有排中律的思想作祟我们就把握不了直觉主义者的精神。一切和排中律思想有关的东西，如反证法，双重否定律等等，他们都一概不承认。经典逻辑里的排中律和双重否定律是由于定义符号时已经把“或者”变成一个非初始的符号了，排中律直接可以通过同一律得到，这里玩的就是定义上的游戏。换言之，定义“或者”的时候就已经把排中的思想偷偷弄进去了。但在直觉主义逻辑那里，“或”和“且”都是初始符号，不能通过别的符号来定义，想通过拐弯抹角的把戏弄出排中律来，门也没有。直觉主义者只相信直接的构造法，拒绝反证法，这使他们的数学和逻辑学都极其严格，但进展也极小。尽管他们代表了一种重要的认识论在逻辑学上的反映，但毕竟影响力不可能很大，因为直觉主义再怎么说也毕竟有些反直觉吧。
还有一种不承认排中律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并非要坚持什么构造法，而是它把传统的真假二值扩展到了三值甚至更多，这就是“多值逻辑”。尽管在直觉上我们很难想象在T和F之外还有个i或者别的什么值来表示新情况，但形式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构造出这种逻辑系统。这种逻辑造出来干什么呢？首先，从逻辑学本身来看，由于形式化是现代逻辑的特性，形式有效是重中之重，因此，对于命题赋值种类的改变也自然就成了一种很合理的发展可能。其次，在逻辑学发展史上，一些无法判定的命题（如语义悖论和涉及无涵义指称的语句）究竟应该取什么值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引出多值逻辑的原因之一。再者，自量子力学等科学诞生以来，如何将一些新现象形式化刻画和理解同样启发了逻辑学家。
前面提到的蕴涵怪论是自形式逻辑出现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问题。怪论和悖论的英文都是paradox，但两者并非一回事。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而怪论在逻辑上并没有矛盾，它的产生只是因为在把公式里的变量用现实中的事物代入时，会发生很荒谬的事情。比如说，“如果1+1=2，那么是人都会死。”这就是典型的怪论。要是这些怪论不消除的话，那逻辑和现实的距离也太大了些。如何把怪论排除掉就涉及到对怪论本质的研究。怪论的出现就是因为作为形式变元的A、B、C和现实事物之间并没有关系，形式推理的时候不要求A、B、C之间有什么关联，但现实中的推理却不允许把不相干的东西扯一块儿。所以，二十世纪中叶就出现了“相干逻辑”，这种逻辑要求蕴涵关系必须是相干的，它对相干性有了逻辑上的规定。在相干逻辑中，已知的一切怪论都可以消除。但这绝不是说这种逻辑就是最好的，因为逻辑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不是逻辑本身的事情，它取决于在其他领域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逻辑系统有无数中，大千世界各个领域所要求的逻辑工具也各不相同，因此根本不存在某种逻辑一家独大的局面。
说了这么多，现在来简单总结一下以便理清思路。
第一，逻辑学自从诞生以来到现在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它和哲学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哲学始终位于逻辑的本质当中。逻辑本身所反映的是世间万物之间的一种本质关联，这种关联通过逻辑的形式，以语言的方式被人所思考和表达。它的存在论对象涉及一切实在的和观念的事与物。
第二，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的存在论根基和形式化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强调。但把逻辑和事物本体的关系强调到极至，或是认为逻辑完全不关心它涉及的对象，只关心单纯的形式，都是错误的。黑格尔试图把逻辑和哲学完全统一的做法，事实上就只能产生出一种哲学而不是什么逻辑学。如果完全不关心形式之外的对象，也会把逻辑变成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
第三，今天的逻辑学，特别是逻辑哲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两个形式和概念两个维度上进行的，通过语言，逻辑（形式）和对象（概念）都在这个平台上重新定位。对象的本质和逻辑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逻辑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能简单地以为“逻辑是（语言意义上的）思维的形式和规律”，这句话要理解为“逻辑”和“对象”必须通过语言显示出来，语言的形式和规律显示出了逻辑，但语言只是显示逻辑，逻辑本身植根于事物和观念对象，是诸对象间的本质关联形式，它并非仅仅是人思维的造物。
当然，说得多，没有说的东西更多。离开哲学不可能有逻辑，但我这里还是尽量少地涉及到逻辑哲学。重要的一些逻辑哲学论题，比如语义悖论、真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逻辑一元论和多元论之争等等，我都没有谈到，关于集合论我更是一字未提。自然，上述理论不是本文的重点，不过它们都牵涉到语言和逻辑的核心部分，这些可能要留待以后再写了。
补充：回答两个问题
这个补充是为了说明上文可能引起的一些误解。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对象概念和形式，两者在逻辑中的地位相同吗？逻辑学和数学在其对象的本体规定上有什么区别？ 上文最后说到“逻辑本身植根于事物和观念对象，是诸对象间的本质关联形式”，这表明逻辑本身仍然只是一种形式。“逻辑关心形式而非内容”，这个论断实际上是贯穿于整部逻辑史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内容——对象本身的规定——就因此是不重要的。逻辑本身主要表现为一种单纯的形式系统之上的形式语言，形式语言和它的“解释”密切相关，其中包含两大基本要素：语形(syntax)和语义(semantics)。语义是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是形式系统从纯形式的符号集走向一种逻辑系统的必要条件。
要清楚的是，事物的“概念”和“语义”之间有非常根本的区别。“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涉及到社会文化、历史时间等因素，但“语义”完全不考虑这些东西。在逻辑学范畴内，“语义”事关一个形式系统的“解释”，比如形式算术就是把一种形式语言作一个算术解释；它事关对一个形式语言的符号与公式集进行赋值以及在形式系统上建立起模型：把一组语句进行某种赋值以后看看是不是能按照原来的推理规则都取到真值，如果取得到，这种赋值后形成的结构就成为一个模型。如果模型要进入现实生活，那么语义与赋值就要与生活中的词语和概念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伦理生活中建立起一个道义逻辑的语义模型。只是在现实中要牵涉到的概念非常复杂和含糊，这一点恰恰和逻辑学所要求的清晰明确相悖，因此，当“语义”必须要涉及到事物的“概念”时，几乎没有什么完全有效的逻辑系统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逻辑离不开解释，离不开对符号所指的东西的说明，但这种说明并不是对事物概念本身的关注，更不是黑格尔那里的具体的、等同于事物本身的概念。逻辑是一种形式结构，嵌在结构上的语词本身不是重点，对它的定义也是为了形式服务的。这些概念的规定本身是否会变动，是否具有丰富性，都不是逻辑学讨论的，而且假如它把这些东西也考虑进来，那么逻辑本身会遭到破坏：变动的概念本身就拒绝确定性和抽象性，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形式结构了。
现代逻辑对逻辑性质的阐述可以涵盖掉传统的逻辑。古代人将逻辑分为概念、判断、推理的时候，重点也在于后两者。概念本身的规定、它的内涵和外延，虽然是决定推理有效的前提，但是内涵与外延必须也是在整个推理中完全确定和明晰的。深入研究概念本身也不是因为概念内容的具体研究有多么重要，而是为了给推理形式和形式化服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讨论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都是语义层面的，这些全都可以在现代逻辑中清楚地规定。
那么这是不是说对于对象本身的认识论问题就在原则上不属于逻辑学研究的范畴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但在逻辑哲学里，认识论问题和对象本体的规定问题就处于核心地位了。而逻辑学和逻辑哲学的关系，并不同于数学和数学哲学的关系。数学家根本不用考虑数学对象的存在论性质，不用考虑数和结构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它们有没有实在性——这些问题是数学哲学家们处理的。但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学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的，已经被解释和赋予语义的结果。被赋以确定的语义之后，数学不用和别的对象打交道，它是自足的。尽管数学对象的本体还有可以争论的余地，但这并不影响到数学实践。数学家完全可以在不考虑基础的情况下埋头干活。但逻辑学没有这么好运。一种语言的解释和赋值在根本上会影响到一种逻辑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有没有模型，哪种模型更好，都是逻辑学内部的重要问题。不同事态的处理需要不同的逻辑系统，也在根本上提出了逻辑本身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面尽管我们可以区分出研究形式的逻辑学层次和评价逻辑的逻辑哲学层次，但无论如何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绝不可能只思考某一个层次。逻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哲学性非常强，逻辑的研究无时无刻不涉及对象和逻辑本身的认识问题。逻辑学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对象要比数学更多更复杂（不仅是观念的还有现实的），可以说它既比数学更具体，也更抽象。逻辑以形式的方式给一切科学研究的形式结构与论证提供基础。表面上看起来它往往不用和具体对象直接打交道，但恰恰是具体对象的复杂性迫使它在本质上一次次面临问题和改动——语义悖论（怪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
|
